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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超現實影像的流變與詮釋- 從日治到解嚴時期為對象

為了解決三重蘆洲花店的問題，作者陳志和 這樣論述：

摘 要本文以「臺灣超現實影像的流變與詮釋-從日治到解嚴時期為對象」為題，在歷史的脈絡下，分析攝影家對自身在當時社會的背景下，如何接收來自歐洲與日本現代性思想與藝術表現的諸多方式，並將自身的生活體念融入影像之中，進而詮釋攝影家所呈現的超現實影像之內在意涵。 超現實攝影以潛意識為核心本質，其根源與幻想式藝術、原始藝術及精神病理學藝術相關，更深受達達運動的影響，表現出對於主流價值的質疑與挑戰，透過影像表達精神層面與時代的互動。本研究分別從日治時期、二戰後初期以及現代主義與鄉土運動時期進行探討，分析超現實的本質與技法運用，聚焦於台灣接收與轉化的過程。日治時期引入歐洲現代思想與超現實攝影，臺灣

攝影家鄧南光及張才受新興寫實攝影風格影響，對於超現實技術與形式有較多的運用，在主題意識方面，鄧南光三○年代中期在街頭拍攝的動物雕像，反映對社會的潛在意識。張才於二戰後期拍攝他的三位子女及牛與屍骸等作品，反映出潛意識裡的生命觀。戰後初期鄧南光、張才延續新興寫實攝影的創作理念，加上由中國回臺灣的李鳴鵰三人更加深化對臺灣本土的意識表現，作品呈現戰後的壓抑與傷痛。此外來自中國的郎靜山融合中國傳統水墨的美學意境，形成獨特性的超現實影像風格。 臺灣六〇年代的現代藝術在大環境壓抑下充斥虛無主義，攝影與現代詩社及新媒體結合的實驗性展演，可以張照堂及V-10藝術群為代表，不僅拓展了超現實攝影運用的豐富性，

作品亦隱晦的表露對時代抗爭的意識。七〇年代鄉土意識帶領攝影家反思家園與家國政體的關係，從謝春德專題編導式的系列作品中，呈現錯置在熟悉的現實裡荒謬的超現實場景。臺灣的超現實攝影以曲折的、片段式的發展，有個人生命的寫照，或反映社會時事，從巨觀的角度來看也都代表了臺灣的特殊價值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