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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圖對幼兒專注力及空間能力提升之成效

為了解決世界地圖拼圖雷諾瓦的問題，作者湯雅婷 這樣論述：

本研究旨在探討拼圖對幼兒專注力與空間能力提升之影響成效。研究者採準實驗研究法，立意抽樣高雄市某幼兒園20位大班幼兒，隨機分派10位為實驗組，10位為控制組。實驗接受為期六週的拼圖活動介入，控制組則未接受任何活動的介入。 本研究以「幼兒專注力觀察量表」及「幼兒空間能力觀察量表」為研究工具，進行兩組前測、後測之測量資料收集。所得資料以無母數檢定法進行量化資料分析，再輔以實驗組幼兒家長、班級教師以及拼圖業者訪談內容之質化資料進行分析，所得結果顯示：一、拼圖活動對幼兒專注力的提升有較正面的效果。二、拼圖活動對幼兒空間能力的提升有所助益。三、實驗組幼兒對拼圖活動感到喜愛。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

，研究者針對教學實務及未來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戰後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學形成研究

為了解決世界地圖拼圖雷諾瓦的問題，作者魏貽君 這樣論述：

本文嘗試以文化社會學、文學社會學的概念取徑，探討「戰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形成」的諸多作用機制及因素。 台灣的原住民族在戰後初期漸次湧現的文學表述、書寫景觀，時序轉進一九九○年代迄今，因著諸多內在的條件、外在的機緣，已然躋身於台灣文學研究構圖的重點基石之一；惟若深入檢視戰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構成的總體發展脈絡，在這段長達半甲子之久的時程當中，各族的原住民以敘事性的文學表述、書寫形式，做為疏理、尋繹以及復振族群文化、身分認同的策略之用，或者是根本無涉於原住民文化身分自覺意識的文學作品，已在一九八○年代中期之後的「創作／出版」、「書寫／閱讀」、「研究／學位」的文學消費市場、學術研究場域，獲得一定

程度的影響效應確認。 本文認為，戰後台灣的原住民族文學兼具著「文化的生產」、「生產的文化」的雙重屬性；主要的理論參考架構獲益於英國文化社會學者史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保羅•杜蓋伊（Paul du Gay）提出的「文化的迴路」（circuit of culture）分析模式，亦即「為了能對文化的文本或加工品獲得充分瞭解，也就必須分析再現、認同、生產、消費及其規約的循環過程」，是以在探討戰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的理論準備工作上，除了賡續以往關於作者研究、文本分析的範疇之外，亦須理解並詮釋這些作者、文本是在什麼樣的歷史結構、社會情境、心理狀態底下被生產出來的，及其內蘊或外顯的認同

政治、文化抵抗、歷史記憶、再現敘事、離散書寫的等等面向，同時也須一併處理當被擺置於商業生產、展演、流通、消費的文化經濟市場以及學術研究場域、國家政策法令的規約機制底下，原住民文學或原住民族文學可能出現內在肌理、外在形貌的諸多變體。 本文針對戰後台灣的原住民族文學進行「作者」（authorship）研究，嘗試透過政治經濟學、文學社會學的概念分析架構，一方面探討戰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作者」來源、身分的多義性及多重性構造，另一方面以辯證的論述角度擴充原住民族「文學」的認識及定義容量。本文嘗試經由「作者」研究以論證原住民族文學的歷史構成、社會形構、文本構造及其文學的表現形式、傳播模式的基礎（fu

ndamental），複雜於台灣其他族裔的文學類型，惟此論斷並不是建築在原漢之間互為文化差異性、本質論式的二元分析模式之上，而是按察原住民族對於「文學」的認識方式、生產形式、接收模式及傳播樣式在遭遇國家機器的權力凝視、漢人意識的文化滲透之下，逐漸形變而質變的過程。 本文確認，一九八○年代之後原住民族的文化復振運動、文學書寫行動，並非外在於台灣的文學本土化、政治改革化及人權法益化而獨立存在，俱皆聯結於當時的黨外政治運動、新興社會運動而被一併認識及解讀。另從原住民族文學形成的內部角度以觀，一九八○年代以迄一九九○年代初期的原住民族漢語文學書寫者經由不同的書寫位置、參與方式，環繞著原運的相關組

織、周邊議題以進行豐沃彼此的創造性對話關係，進而成為台灣社會認識的原住民族文學主要代表性景觀；換句話說，一九八○年代以迄一九九○年代初期原住民族文學的「作者」形成，允應架構於原運的發展脈絡、論辯範疇及認同實踐之中去觀察、理解與探討。 一九九○年代初期，《山海文化雙月刊》扮演原住民族「文學建構運動」的主要奠基者角色，一方面透過原漢族群接合、文化意理結盟的形式以擴充原運的社會感應層面及作用效能，另一方面也讓戰後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學創述成果、「作者」形成肌理有了更為寬敞的發展可能性；廿一世紀後的原住民族文學表述、書寫的作者形成模式，以及閱聽受眾的讀者類型板塊，逐漸地向童話、繪本、視訊、影音及數位

化空間移動、拓展的現象，無疑是為今後的原住民族文學表述形式、社會認識、傳播平台及流通場域，開發了另一種可能性的影音發展面向。 本文亦檢視原住民文學工作者如何在其文本之中召喚往昔的認同線索，據以重建新的族群認同線索，並對口傳文學的神話、傳說及故事給予重新詮釋，以此做為抵抗國家記憶滲透的「反記憶」（counter-memory），從而成為自我生命主體的敘事者；另在「書寫／語言」的認同政治脈絡底下，本文探討原住民文學工作者以漢語、族語、雙語、混語的書寫策略所構築的身分認同效能，測量原住民文學「書寫與差異」的敘事模式為台灣文學添增的重量刻尺，並在這個基點之上，進一步探討原住民文學的混語書寫策略已

為原住民族尋求文化自主性、族群主體性的敘事表現。 本文也以批判性解讀的角度，探討廿一世紀當下的原住民文學工作者及其作品，置身於「創作／出版」、「書寫／閱讀」、「研究／學位」的文學消費市場、研究場域底下，是否可能出現「文學拜物教」現象？亦即為了滿足研究者、出版商對於原住民「異國情調」的文化想像，原住民文學工作者遂以「符合」原住民想像的文詞操作、敘事形式及文化裝扮而進行書寫。 要言之，廿一世紀當下的現在，對於戰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形成的研究，愈來愈需要處理關於書寫者、研究者、出版者及閱讀者的意念、動機、利益及其影響效應加總而成的「力系」（system of force）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