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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思想史(三版)(上、下)

為了解決交予意思的問題，作者蕭公權 這樣論述：

　　《中國政治思想史》共五編二十五章，上起先秦，下至辛亥。從政治思想的歷史背景，可分為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專制天下之政治思想與近代國家之政治思想三大部分；依政治思想的演變趨勢，則分為創造、因襲、轉變及成熟四個時期。   　　全書所論及的古今學者六十餘人，文獻資料極為豐富。蕭公權先生採政治學的觀點，用歷史學的方法，敘述晚周以來兩千五百年間的政治思想。體例以時代為經，以思想派別為緯，取材則以前人著作之最有理論價值者為主。闡釋各家思想，力求態度客觀。偶有評論，也是意在辨明其歷史地位，而非任意抑揚，臆斷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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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預約保險之研究

為了解決交予意思的問題，作者李挺煥 這樣論述：

海運即指運輸工具為船舶，載運貨物或商品往來於各港口間之運輸，從事國際貿易，互通有無，活絡經濟的一種行為。船舶在海上航行時，可能遭遇許多的海上危險，諸如沉船、碰撞、擱淺 … 等，有可能造成載運貨物的毀損或滅失，因此漸漸形成海上貨物運輸保險，實務上統稱「海上保險」。海上保險，是所有保險中最早形成的一種保險，目前全世界通用之制度源自英國。貨物所有人一旦將貨物交予運送人，在貨物未安全送達目的地前，勢必終日無法安心，在此情形下唯有透過海上保險，才能分散風險。海上預約保險即為商業貿易蓬勃發展下延伸之商業服務。預約保險契約是一種簡化的保險契約。在訂立時，保險當事人雙方僅約定保險責任範圍、保險財產範圍、每一

保險的最高保險金額、保險費結算辦法…等，其他詳細內容有待每批貨物運送前，被保險人向保險人申報加以確定。由於預約保險契約既可以使保險人獲得長期穩定的保費收入，又可以免除被保險人漏報的擔憂，所以現在它已經成為海上保險，尤其是海上貨物運輸保險的一種常見形式。 但是我國現行的法律對預約保險契約制度規定並不完善，爭議發生後缺乏法律解決依據。同時，學術界對預約保險契約本身的性質、溯及效力等問題爭議頗大，沒有統一的觀點，導致了預約保險契約司法實踐的困難。本文將以我國現行海上預約保險制度為研究中心，探討該制度之效力與保險人及投保人兩造之責任、義務關係。並參考英國及中國海上預約保險之規定，藉以作為我國未來修法或

解釋適用現行海上預約保險相關規定的參考。

法鼓道風

為了解決交予意思的問題，作者聖嚴法師 這樣論述：

　　◎本書為聖嚴法師給僧眾的叮嚀與勉勵，能認識法鼓山的僧眾養成及道風傳承。 　　◎在家弟子，也可學習清淨的梵行，過著以佛法為中心的生活，讓生命更莊嚴、開朗、光明、快樂。   　　「隋唐時代第一流人才在佛門，二十一世紀的菁英也是。」——聖嚴法師   　　◆建設人間淨土，即是莊嚴佛國淨土 　　大乘佛教的目的，在於莊嚴清淨這個世界，讓這個世界成為佛國淨土。那麼，釋迦牟尼佛的佛土在哪裡？就是在娑婆世界，就在我們這個世界。我們這個世界就是釋迦牟尼的佛土。   　　如果我們只想到西方淨土或東方淨土去，而不將這個世界建設成為淨土，是不是有些對不起釋迦牟尼佛？    　　再請問諸位，當來下生彌勒尊佛會下生

到哪裡？是的，就是我們想要趕快逃走的這個世界。當彌勒佛下生的時候，我們可能已經跑掉了。我的意思並不是念阿彌陀佛、念藥師佛不對、不好，這是一個方便；然而，我們不應該忽略了釋迦牟尼佛、彌勒佛的佛土就在這個娑婆世界，他們都是發願要莊嚴娑婆世界成為佛國淨土，這就是大乘佛教的精神！就是漢傳佛教的精神！   　　太虛大師倡導「人成佛即成」的佛教，意思是：當我們做人做得成功了，我們就是和佛相應。「人成佛即成」所說的佛，並不是指究竟圓滿的佛，而是指成就了佛的功德。換言之，首先就是要把「人」做好，所以太虛大師主張「建設人間淨土」。   　　法鼓山的理念有一句「建設人間淨土」，這句話最早提出的是太虛大師；還有一句

「提昇人的品質」，意涵就是「人成佛即成」。「人成佛即成」且又提倡「建設人間淨土」，這兩句話彰顯了漢傳佛教的特色，也就是大乘佛教的精神所在。   　　◆法鼓道風 　　以「慈悲」關懷人，以「智慧」處理事， 　　以「和樂」同生活，以「尊敬」相對待。 　　「悲智和敬」四字，即為法鼓道風。   　　第一篇：出家的意義與目的 　　第二篇：內修外弘，安己安人 　　第三篇：僧伽大學培育僧才

間接代理之研究

為了解決交予意思的問題，作者林于人 這樣論述：

在現代分工的經濟社會，從事交易活動，事必躬親，殆不可能，假手他人，實有必要 。不僅如此，即使在傳統農業社會，倘若本人力有未逮，即有由他人代為處理事務之需要，易言之，藉此第三人的協助完成本人事務之情況，實屬無可避免。由此亦可得知，此種假第三人之手而完成本人事務的情形，應屬人類經營社會及經濟生活所必須，換言之，前揭情形，確屬已存在良久之社會事實，且具有社會經濟上之功能。然而，無可否認的，因為第三人的加入，使得原本單純的雙方關係，轉變成複雜的三角關係。究竟第三人之行為，對於原本之雙方當事人間以及對於第三人自身而言，究竟產生何種法律效果，也成為複雜難解的三角習題。為了妥適調和三角關係，作為社會生活規

範之法律，自不能置身事外，而在私法自治原則及自己責任原則之範疇下，亦創設出數種歸屬規範 ，將前揭情形區分為各種類型而賦予本人對於第三人行為負責的效力，使第三人努力之成果得以歸由本人享有，並使本人為第三人之行為負責。 民法上的代理制度即係在規範此種三方關係的制度之一，透過民法代理之規定，在符合要件之情形下，使代理人代理本人所為行為之效果歸屬於本人。民法之規定，固然使符合代理規定之事件有法可循，但是，民法之代理制度係以直接代理 之情形為規範對象，而此種於民國18年民法制訂時同時訂定的直接代理制度，在當時仍屬傳統農業社會之時空環境下，對於處理斯時發生之案例，固然能夠游刃有餘，或能符合當事人間之

利益狀態，甚至其立法衡量或許能夠符合當代的時代背景。而在經過七十餘年後的今日，我國社會從傳統農業社會轉變為工商業社會後，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社會風貌，民法的立法者是否能夠在七十年前立法之際即預見如此鉅變，實非不容置疑。申論之，在大量使用代理人或第三人代本人處理事務之工商業社會裡，現行民法以直接代理為主的代理制度是否仍然能夠符合時代的需求？商業代理是否應與民法代理為不同的處理？因而須擴大代理制度在商業上之適用，甚至將間接代理制度納入商業代理之中？尤其，我國作為一個高度依賴國際貿易的海島型國家，在講求速度及效率的競爭環境中，如果仍然侷限在現行民法代理規定設置的窠臼裡，是否能夠承擔時代考驗，亦為我國現行

代理法所需面臨的問題。曾世雄也指出，民法對於間接代理並未專設條文投注，學說對於間接代理亦多忽視，可是在實際社會生活中，尤其商業活動領域，間接代理甚為重要，所扮演角色與日俱重，民法規定、學說所重與社會生活間可見有所脫節 。 抑有進者，國際間自1930年起即開始著手進行代理法統一之工作，陸續制定出1961年統一代理法草案、1961年統一行紀法草案、1983年國際商品買賣代理商公約、1996年歐洲契約法原則及2004年國際商事契約原則等國際規範，對於代理制度均有另類的詮釋，其中更有將間接代理承認為代理之一環者，上開國際趨勢著實道出了代理概念的變遷，而我國作為高度依賴國際貿易的海島型國家，本難自

外於全球化的潮流，且因為跨國經濟導致國家之間的藩籬亦日益傾圮，在這無國界的時代裡，我國的法律能否與國際接軌，抑或有檢討改進之處，亦須藉著與他國法律或國際公約分析比較，呈現出我國代理法的差異之處後，再予以檢討改進，進而能夠符合世界潮流及現今趨勢。有鑑於此，在商事領域活躍的間接代理制度或相類似之制度，是否能夠因應時代需求而在台灣法律體系中重新定位，呈現出新的風貌，並能夠納入前揭歸屬規範的體系架構中？即需予以探討。 具體而言，我國民法的代理僅指直接代理已如前述，間接代理於我國法則非代理，在採取代理人行為說理論下，我國法僅承認直接代理人以本人名義代本人所為之法律行為，依據法律規定將效力歸屬於本人

，反之，以代理人自己名義進行交易的間接代理即非民法上的代理，因此無法依據法律產生此種效力。因此，相較於英美法系的代理包括顯名本人（disclosed principal）、部分公開本人（partially disclosed principal）及不公開之本人(undisclosed principal)等類型，日本商法更在第504條規定了隱名代理，足見我國民法代理的範圍似乎較為狹窄。然而，即使在顯名原則的限制之下，最高法院仍然寬認在「相對人明知或可得而知代理人有代理意思」等情形下，構成所謂「隱名代理」，並認為產生將代理人所為意思表示之效果歸屬於本人之效力 ，換言之，最高法院表示隱名代理相同或

類似於民法的直接代理，而應賦予相同之法律效果，就此而論，應與探求的是，隱名代理與民法直接代理間之關係為何？最高法院是否也認為隱名代理並非直接代理？是否亦承認民法規定的代理範圍較為狹窄，從而藉著透過法律解釋或類推適用承認了隱名代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民法規定之代理何以在實務運作上產生問題，即有檢討之必要。 綜上所述，本文不禁要藉著與外國立法例及國際規範的比較，以及對於歸屬規範的觀察，尋找間接代理制度在我國代理法或是歸屬規範體系中是否有容身之處，探討間接代理中當事人的風險分配及利害關係，以及在外國立法中，本人及第三人突破契約相對性原則，跨過間接代理人，直接向對方主張契約上權利之規定，是否符

合公平正義及效率的要求？更進一步，回歸我國實定法，探討上列問題對於我國法律體系可能造成的衝擊及尋找我國法制能否走向新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