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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人參的歷史：一個商品的研究

為了解決交換禮物 價錢的問題，作者蔣竹山 這樣論述：

清代人參的歷史可以說就是東北人參的商品史，易言之，東北人參在清代的發展呈現一種商品化的過程，在這商品化的過程中，國家權力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清代的東北人參，民間又慣稱為遼參。明中葉以前，遼參並非是最受歡迎的人參品牌，此時山西的上黨人參的知名度甚至高過遼參。明末以後，隨著女真族在此地區的開發及貿易經營，人參成為當時東亞邊境間的交換貿易中數量最大宗的物品；除了政治的因素主導了這個商品的發展之外，原本排行第一的上黨人參也因長期大量的開採，數量上已不敷市場的需求。當時許多筆記或文集中頻頻出現對遼參的讚美之詞，例如最常見的說法就是人參會隨著王氣轉移，所以遼參之所以是最好的人參，當然是因為東北是「王氣所

鍾」――清王朝的發跡之地。這種觀念與上黨為天下之脊，所以上黨人參冠天下的說法如出一轍。這種文人筆記下的「王氣所鍾」或「地氣所鍾」的說法成功地塑造了人們對遼參的社會想像。清朝入關之後，清帝國對於人參的經營管理變的更為積極，從初期的八旗採參到乾隆朝的官參局的設立，我們可以看到清政府逐漸地將人參的生產及管理當作是官僚體系運作的一部份，康熙年間那種授權給王宮貴族任意在劃分好的參山中採參的例子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加強盛京將軍與吉林將軍對轄區參場的經營管理，無論是招商刨採制或者是官雇刨夫制，最大的受益者都是內務府所要服務的宮廷貴族及官僚，此時的官參局就在這個參務管理的制度下扮演了執行的角色，這個機構在乾

隆朝的設立代表參務制度的官僚化的發展，從參務章程的制訂，我們可看出無論是盛京、吉林或寧古塔的參務管理，在參務制度的規範下，仍逐漸發展出各自的特色，為了要因應各地的採參的實際狀況，無論是在參票的發放或者是人參的繳交，都有各自的規定，例如參餘銀、燒鍋制的出現都反映了參務制度的地方化發展。在參務管理逐漸地方化的發展過程中，有時會出現制度運作的僵化情形，乾隆五十九年的參務案與嘉慶十五年的秧參案的出現，可說是乾嘉時期參務管理的變奏。前者說明了地方官員為了要配合中央的人參採收數量要求，不斷的浮報採收成績；後者則是反映了當中央還在執著在人參是否真假的迷思時，地方早已經接受了秧參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現象。透過嘉

慶朝的秧參案，我們還可以看出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的東北經濟開發——更精確地說是人參的採集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其中影響生態環境變遷的主要因素不是自然因素，而是官方的政策，尤其是國家權力對人參採集的介入。東北人參的採收雖然讓清政府從中獲取不少的利益，但我們也不要忽略了每年承攬人參開採的官商、攬頭、刨夫及參商們，藉由這個共同參與參務開採及販賣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利益共同體。參商當然是這個群體中獲益最大的團體，他們有的是單槍匹馬到盛京去購買刨夫的餘參的山西商人或蘇州商人，或者是江南地區專門承購由內務府發放出來參斤變價的庫儲參的蘇州參商或兩淮參商，經由他們的轉賣，人參在江南消費市場的價格離它們在東北的原產

地的價格翻了好幾番，透過第七章第一節的圖表(7-1.1)，我們可以發現人參價格在乾隆及嘉慶年間的價格是清代歷年來價格最高的時期，這種價格的巨幅變動的背後，其實反映的是當時的人參流通的特色。透過論文附錄的統計圖表，可已看出乾隆年間，內務府每年新收、除用及奏准變價的人參數量相磳i觀，這些人參主要流通的地方是溫補文化最為盛行的江南地區。經由乾隆朝奏銷檔的詳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當時幾個負責銷售人參的重要機構如江南織造、各地鹽政或者是粵海關，身負銷售庫儲人參的重任，人參價格的居高不下和他們從中哄抬價格脫離不了關係。他們之所以任意抬高價錢，一來當然是他們看準了當時的人參消費市場已經商品化及品牌化。透過人

參消費指南書，我們可以見到江南的參商成功地塑造出人參的幾種重要的品牌，各地區對人參的品味的區分益形嚴明，舉凡統參、泡丁及參鬚又可區分為不同樣式的品名。在這，我們看到了紹興人喜歡「紹糙」，浙人喜歡「片料」，南昌樟樹鎮農民喜歡蘆頭，建寧人喜愛「中條」。東洋的日人更是有他們特殊喜愛的口味，從當時在日本出版的人參專書，我們發現日本的許多人參來自中國，而這些由在日本長崎經商的參商所寫的人參專書和同時期中國出現的人參書一樣，主要是提供廣大的人參商人及消費大眾辨識人參及如何購買人參。另外一個原因則與人參數量的逐漸減少有關，乾隆人參數量若和康熙及雍正年間的人參數量相較，明顯少了許多，在食之者眾的情況下，價格自

然會節節攀升。然而，清中葉為何有那麼多人願意出高價購買人參，這與當時醫療觀念的改變有關。人參的消費及流通的數量在乾嘉時期更為普遍的因素與此時溫補文化的盛行密不可分。更明白地說，清代溫補文化的醫療觀念加深了人們對人參療效的認識。在明清醫書中常可見醫家談論當時社會普遍好用補藥的風氣，這種補藥風氣影響所及的範圍上至富貴人家，下至貧苦百姓。就普遍性而言，清代的狀況又較明代來的普及，尤其是江南地區。當時富貴之家不管有病沒病常以服補藥來補身，其對補藥的療效深信不疑，已經到了所謂：「其中更有用參附則喜，用攻劑則懼；服參附而死，則委之命」的地步。可見當時的病家相當深信補藥——尤其是人參及附子的療效。清代江南社

會好服補藥的風氣與醫者及病家的態度有關，其中一項主要因素是醫家較容易取得病家對醫者的信任。這樣的溫補文化改變了民眾對人參的認識，也為人參的消費及流通提供了最有利的觀念基礎。人參的商品史研究提供了我們另外一種檢視明清消費文化研究的管道。近來的研究顯示，十六世紀末至十八世紀末，中西社會都可以發現到有逐漸關注物質文化的趨勢，也可以看到同時期中西方社會的上層階層都有偏愛物品的傾向。兩者同時都出現「炫耀性消費」的現象，如服飾、旅遊與乘轎等方面。晚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原先象徵身份地位的土地財富，轉變成奢侈品的收藏，特別是文化消費方面，古物經商品化後成了「優雅的裝飾」，只要有錢就可以買到，也造成求過於供的

社會競逐，Craig Clunas及Peter Bourdieu的研究說明的這些文化消費的特色。除了文化消費以外，就連一般日常生活的物質消費也有類似的現象。清代中葉的人參消費是否已經達到上述所說的現象，可能還需要有更進一步的研究及比較，才能會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