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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疫苗百年紀實1919-2019

為了解決人間中毒免費看的問題，作者江永紅 這樣論述：

　　中國疫苗滅天花，除脊灰，鼠疫、霍亂幾乎絕跡，麻疹、結核病、流腦、乙腦等病被控制。 　　作者以中國現代百年史上的重大疫情為主線，以組織抗疫，利用、研製疫苗為重點，以1919年北洋政府成立“中央防疫處”，現代醫學進入中國防疫史為開端，生動講述了現代中國在“防疫戰場”上的代表性重大事件與人物，通過一系列故事展現了中國百年抗疫歷程。 　　全書生動講述了中國現代抗疫史上的主要故事，從北洋時期第一次現代醫學意義上的防疫戰——哈爾濱抗擊鼠疫，抗戰烽火裏誕生的青霉素，解放區窯洞裏出品的痘苗和抗生素，到新中國防疫第一戰——撲滅察哈爾鼠疫，創建中國生物製品國家隊——“六大生研所”；從計

劃免疫國家行動舉國消滅天花、消除脊髓灰質炎，中國如何甩掉“乙肝大國”的帽子，如何成為世界疫苗大國，到中國公共衞生事業和中國現代醫學先驅、中華醫學會創始人、中國歷史上走近諾貝爾獎的第一人(1935年提名)伍連德，早期犧牲在防疫一線的科學家俞樹棻，新中國生物製品事業奠基人、“世界衣原體之父”湯飛凡，分離出天花病毒、為我國預防和消滅天花做出了卓越貢獻的齊長慶，在廢棄廁所裏堅持科技攻關的武漢生研所總技師謝毓晉，中國卡介苗鼻祖王良，“糖丸爺爺”們顧方舟、聞仲權、董德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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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掛帥下的受害確證與權益協商： 健康檢查在台灣環境抗爭中的角色初探，1979-1993

為了解決人間中毒免費看的問題，作者官佑昌 這樣論述：

　　本文以「健康檢查」（health examination）為切入點，檢視1979-1993年間台灣環境抗爭中國家治理與抗爭模式的變化。健康檢查的特殊之處在於，戒嚴時期政府願意為公害事件主動提供健康檢查，解嚴後的政府一度採取「此例一開後患無窮」的立場，而在持續的抗爭治理過程中，健康檢查又成為政府公害處理原則與廠商睦鄰回饋項目之一，這個有趣的轉變，在既有環境抗爭的研究中未被詳細討論。　　本文主要仰賴次級資料的分析，分成兩條軸線，第一條軸線是1979-1993年間台灣的經濟發展與健康檢查的發展，第二條軸線是1979-1993年間健康檢查在環境抗爭中的角色與使用變化。　　本研究發現，台灣治理公害

糾紛的態度主要是基於經濟優先發展，強調維持以工業區為發展模式之生產秩序的穩定，這個脈絡形塑了工業區附近居民與工業汙染的強制共存關係。當視角聚焦在確證與協商過程中，發現健康檢查具備多義性和多功能性，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下、對不同行動者有不同的意涵：健康檢查在環境抗爭中原被視為確證工具由民眾提出，卻在確證失效後更加普及於往後的環境抗爭中，而成為國家治理的有效策略之一，促使三方在睦鄰回饋上達成共識。同時，受害確證的難題在於疾病難以歸因，但是流行病學調查的出現，以風險暴露取代疾病歸因，使風險分配與權利受損連結起來，成為權益重新分配的正當理由。

法庭天平的兩端一樣重嗎?：法庭實戰攻略

為了解決人間中毒免費看的問題，作者蘭天律師 這樣論述：

「律師，我會被判有罪去坐牢嗎？」 　　鼓起勇氣走進法院，不是為了打贏官司而發聲， 　　只是祈望把事實講清楚，爭取公平正義。 　　但，人類的司法制度，公平正義真的完全得以伸張？ 　　非不得已不告官。 　　訴訟是一條費時費力又不確定的路程， 　　有時官司打到最後，已經不是對錯議題， 　　而是── 　　要不要爭這一口氣！ 　　進入法庭訴訟，攻防戰才是正式開打！ 　　在法庭上，可能面對的場面── 　　‧檢察官是因為證據而起訴？還是順應民意而起訴？ 　　‧在證人席上，一句真話會翻轉被告的一生，到底該說或不說？ 　　‧在法庭上，律師是羞辱當事人？還是刁難證人？辯論是為正義理想？還是金錢？追求

的是打贏官司？還是和解落幕？ 　　‧法官在審判的過程中失控、失言、失態，甚至失智……接受審判的當事人如何面對變色的青天？ 　　‧如果法官無法在法庭勸諭和解／解決恩怨，是否任由天道因果運行？ 　　蘭天律師藉由多年處理訴訟的經驗，細說步入法庭審判後的冗長過程，以及民眾與法律人對於法庭的認知差距：民眾期待法官理解當事人的委屈與無奈，而法官則在於調查案情相關事實，適用法律作出判決。講求的，是事實的證據。 　　訴訟過程，是分出是非對錯？還是和解止息紛爭？ 　　法庭裡步步驚心，是一幕幕欺騙、背叛、傷痛等人性醜陋戰， 　　正義公理的盡頭，又在哪裡？ 　　當事人的官司打到最後，有時已經不是財產保衛戰的議

題，而是要不要爭這一口氣的決心——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人生一定要經過這些惡性循環，悲劇的輪迴嗎？當兩造纏訟多年，兵疲馬困之餘，如若律師適時透過和解程序，引導當事人終結仇恨，放下恩怨，達成和解，帶來圓融的結局，也許心靈傷口可以不再惡化，生命才能往前走。倘使和解是訴訟的最高境界，是否所有的案件都可以藉由和解達到息訟解紛的目的？──蘭天律師 本書賣點 　　人性法庭攻防戰，好人與壞人的定義不是表面想的那樣。 名人推薦 　　王泰升│台大法律學院教授、安郁茜│建築師、張四十三│角頭音樂創辦人、張培仁│中子創新執行長、馮亞敏│喜事國際時尚集團董事長、温嵐│歌手、演員、黃瑞華│最高法院法官、傅祖聲│

國際通商資深合夥律師、劉開│視覺設計、蕭雅全│電影導演──真心推薦（按姓氏筆畫排列）  

傷害之後，法律如何動起來？——臺灣油症公害的法律與社會研究（1979-2016）

為了解決人間中毒免費看的問題，作者蘇上雅 這樣論述：

於當代臺灣社會，法律如何「動」起來？法律如何成為策略、為人們所訴說？法律的角色與意義，對於不同行動者、在不同脈絡下，如何可能不同？本論文以臺灣油症事件所催發、橫跨1979年至2016年的一連串法律行動為觀察對象，探討一公害所引發的法律動員行動主體、法律動員態樣、結果如何多元；人們運用法律之意願、方式與結果，是否受何政治社會脈絡因素影響；法律動員的主體又如何可能反過來影響法律機會結構；以及特定法律動員取徑是否具有何近用門檻。本論文的研究方法兼採史料分析與深入訪談，透過交互比對公開、非公開史料，加以對行動者的訪談結果，試圖描繪並分析不同時代脈絡下的油症法律動員動態。 本論文從探討油症事件如何

成為一個需要動用法律改變處境的紛爭談起。作者援用法社會學的「紛爭形成過程」三階段理論框架：「命名（Naming）」、「咎責（Blaming）」、「主張（Claiming）」來分析油症事件成為紛爭的過程，以油症紛爭形成過程為經驗基礎，延伸既有理論，指出傷害之命名過程，可細分為「開啟命名」與「正式命名」兩階段，並強調在毒物侵權公害紛爭發展過程中，國家可能扮演主導紛爭之角色：不論是開啟命名到正式命名的時間差、咎責對象之形塑、行動者之訴求，皆與國家的介入密切相關。 本論文對油症事件爆發當下自救行動的觀察，除呼應先行研究對近用法律的經濟、專業知識門檻的論點外，亦指出：經濟與知識門檻，不是影響受害者是

否近用法律的唯二因素；以及，即便沒有在機構內使用法律，受害者亦可能有其他在機構外運用法律的可能。本研究發現，1980年代油症受害者傾向於透過地方民意代表提出陳情、請願，亦可能是行動者衡量所欲達成之目標與最適手段下的結果；戒嚴時期地方議會的民意正當性，亦是使受害者與縣議會、省議會議員容易開啟合作的因素之一。而早期油症自救行動者在請願書中提出的「國家賠償」主張，則可以用來說明，威權脈絡下受害行動者，如何在法院外援用法律作為要求具體醫療照護的籌碼。 油症傷害後，亦促發具有法律專業資源的組織為行動主體的訴訟動員。本論文探討消基會組織「多氯聯苯法律服務團」協助油症受害者向加害廠商提起附帶民事賠償訴訟

之過程，並深入分析油毒傷害進入法院後，遭逢的難題，包括：民事法院對因果關係之認定標準，如何使原告訴訟請求聚焦於「精神上慰藉金」，並因此承受法院恣意酌減額度的風險；法院對「過失責任主義」之強調，如何影響訴訟之勝敗；法扶制度闕如，如何衍伸出「即便勝訴也無法受償」的困境。本論文從更廣闊的脈絡反思油症訴訟的困境，藉梳理1970年代臺灣法界關於公害民事救濟之論述，指出：早在油症爆發的十年以前，突破公害訴訟瓶頸的可能已出現；但進一步指出，該些改革論述往往不對臺灣本土的公害民事救濟實況提出直接改革訴求，而是作為翻譯、評析外國制度的知識性論述存在。本論文認為，上述言論傾向，反映威權體制下法律人提出改革的策略，

但也致使其實際促動改革的效果極其有限。 油症訴訟動員的困境，促發一波立法契機。本論文探究消基會成立後的組織行動，指出：作為消基會組織一大立法動員成果，《消費者保護法》立法倡議的醞釀與訴求，與油症密不可分；消費者保護立法倡議行動，實是油症訴訟動員遺緒之一支。一來，消基會提出倡議的時間點，在油症訴訟遭遇制度瓶頸之際；二來，消基會的立法倡議訴求，例如無過失責任、民間團體檢驗公布權、消費者專庭、免擔保金之假扣押等等，皆源自行動者在油症訴訟中所體驗的限制。本論文進而分析橫跨1981年到1994年的消費者保護法立法倡議，指出：在威權體制下，消基會主要透過溫和遊說主管機關立法的方式進行，動員成果「有進有

退、動態平衡」；解嚴後，在民意政治的契機下，消基會的動員方向，轉為訴諸草根與國會遊說、提出「民間版草案」，即便曾反制聲浪檯面化，卻也在立法院備受重視，最後以近於消基會目標的結果完成立法。 然而，本研究進一步指出，消費者保護法立法倡議，雖然源自油症傷害與訴訟動員瓶頸，其成果對深陷油症傷害的受害者而言，是無感的。本論文爬梳國家三十年間被動而有瑕疵的醫療照護、社會長期對油症患者的歧視，指出，油症累加的傷害，並不因政治民主化或前階段的法律動員成果而緩解。本論文進而探討2000年以降觀照受害者經驗的組織法律動員，指出：凝聚受害者經驗與感受，是行動能貼近受害者訴求的必要基礎。然透過比較「多氯聯苯中毒者

聯誼會」與「台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的組織與動員成果，本論文亦指出，只有受害者自發，不易達成法律動員成效，法律動員行動是否開展，仍與行動者能否動員法律專業資源相關。 本論文探討2009年成立的「台灣油症受害者支持協會」的組織法律動員，分析支持協會如何凝聚各種專業人際網絡、如何透過立法權從事行政遊說、如何研擬出「油症受害者救濟法」並展開一連串立法倡議。本論文對支持協會立法倡議的研究發現：立法訴求進入立法院後的動態，受限於立法機構不成文的議事文化，使熟稔立法院議事（潛）規則，成為倡議動員之必要。又立法動員縱有成果，始終有其侷限：立法倡議雖促進油症患者的「權益」，但涉及國家義務之規定，倡議行動者

則無置喙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