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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接收與重整（1945-1963）

為了解決兆豐產險保單查詢的問題，作者黃正宗 這樣論述：

現代商業保險制度於19世紀中葉開港通商後引進臺灣，經日治時期長足發展，無論在業務規模或制度層面皆已奠定相當基礎。戰後，隨政權移轉，臺灣保險市場經歷制度轉換的過程，在1963年完成新體制的確立。本文廣泛蒐集多元史料，從（1）業務發展、（2）監理制度、（3）組織、資本及人事、（4）資金運用等四個觀察視角出發，儘可能重構臺灣保險市場在此「制度轉換期」的樣貌，除說明制度如何轉換外，也嘗試分析轉換過程中產生的問題與影響，並歸納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特徵，及保險業之於金融體系與總體經濟體系的關係。業務發展方面，產、壽險業的分歧是這段時間最明顯的特徵，戰前業務規模遠大於產險的壽險嚴重萎縮，並處於長期停滯，產險

業則伴隨總體經濟復甦與成長，在1958年便已接近戰前高峰。這背後是產、壽險契約性質差異、是否承擔政策責任，及市場競爭與否等多重因素產生的結果。組織、資本與人事方面，有四點值得注意。首先，市場形態由戰前的「民營且競爭」轉變1960年以前的「公營且寡占」；其次，保險業「分支機構」為主的組織型態在1950年後全數轉為「總公司」；其三，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除了讓市場型態重回民營且競爭外，也是戰後本國民間資本涉及全國性金融的開端；其四，戰後臺灣保險人才可歸納為外省籍、日治經驗、新生代三批，日治經驗的發展情況相對較差。監理制度方面，戰後保險法制體現「內地延長的再延長」路徑，由於中國保險法制本身的問題，這

次「再延長」呈現法律現代性及完備性的倒退，1963年《保險法》修正施行除改善上述問題外，也完成史上第一次「保險法制臺灣化」。資金運用方面，戰後保險業資金運用規模極小，未能充分發揮「重新分配資本」功能，要到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後才有顯著成長，但較之戰前，資金運用比率仍較低，法令限制及不成熟的資本市場，是形成上述特徵的主要原因。就保險業在戰後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處的位置而言，產險業大致與整體經濟相輔相成、共同發展，壽險業在保險市場開放前則顯得乏善可陳，尤其是無法有效發揮提供長期資金的產業特性與優勢，對整體經濟發展的助力有限。此外，本文也以保險市場為例，就延續與斷裂、穩定或發展，及產業史研究之重要

性等議題略紓淺見。

我國保險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金融監理與內部控制

為了解決兆豐產險保單查詢的問題，作者陳舒妍 這樣論述：

目前國內外對金融領域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著重以銀行業為主，對保險業之討論較少，然現今保險業發展出各式各類商品，交易管道亦甚為多元，且保單關係人眾多，亦具有較高之洗錢風險，在有大大小小保險公司林立的台灣，面對法令之規範，各保險公司為遵循法規所制定之措施各不相同，對於客戶審查之標準、客戶風險之評判亦有不同作法，本文欲探討我國在參考國際洗錢防制相關法規範之修訂下，主管機關應如何有效對保險公司進行監理？保險公司應如何確實執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相關法令？及於實際執行上遭遇何等困難？本文共分為七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目的、方法及範圍。第二章主要是透過文獻的整理，以瞭解洗錢的源由與發

展，同時藉由介紹洗錢相關基本概念與常見的洗錢手法，勾勒出保險業在洗錢防制的重要性。第三章則藉由聯合國國際公約及國際洗錢防制組織的介紹，比較並歸納國際洗錢規範及國際洗錢防制組織「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ATF)所公布的四十項建議，探討目前國際洗錢防制法規範的趨勢及標準。第四章以世界主要金融強國—美國及中國為比較國家，了解其於實務上客戶審查、交易申報及交易紀錄留存等規範。第五、六章就我國最新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及其相關法規為相關介紹後，進而就我國保險業於實務上如何實際執行、落實法規之實務作業為具體說明，並收集主管機關近幾年對於國內保險業者違反洗錢防制法規範的裁罰案例，分析主管機關監督管理之

重點。第七章則就保險業關於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監理及內部控制，於主管機關之保險監理及保險業之法令遵循上提供參考意見。我國防制洗錢及資恐之法制雖已與國際規範接軌，但於實際執行面，包括主管機關及保險業者，都尚未充分了解應如何在以風險為基礎下確實執行監理及遵循相關規範，故希冀我國主管機關及保險業者能持續關注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的趨勢，加強改善監理方法及防制措施，使我國保險業遠離洗錢及資恐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