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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責任保險之研究

為了解決兆豐產險退保的問題，作者巫南課 這樣論述：

董事於公司治理負有受託義務，違反義務時，責任因而產生。面對與日俱增之決策錯誤風險及責任危機，董事為重大決策動輒得咎，而有責任風險分散之需求。在此情況下，要激發董事積極進取、勇於任事、洞燭機先、開創業務發展之新局，勢必需要一個更有推進動力之機制，董事責任保險是可能的解決方案。唯當董事責任風險移轉由保險人承擔後，所導致道德危險等弊端，需要一併解決。本文以董事責任保險相關制度發展及其重要問題為中心，探討董事責任保險制度之功能及其對於董事行為之影響，同時探討董事責任保險人扮演之角色與所得發揮之機能。本文認為董事責任保險制度雖難免有董事職務上行為發生道德危險之小瑕疵，整體而言，瑕不掩瑜。於經濟活動變動

頻繁，複雜性日增之時，興利之利大於除弊之弊，在此範圍，董事責任保險讓董事回歸到一個單純可以專心於其業務之執業環境。畢竟企業的決策者應該堅定地遵守道德原則，而不僅僅是遵守狹隘的規則。 董事責任保險應著眼於整體經濟活動發展需要之考量，讓董事回歸到一個單純可以專心於其業務之執業環境。本文因此認為若要提升董事責任保險之效益，幾個配套措施不可少。例如董事責任法制防弊設計、強化股東代表訴訟功能、引進董事責任保險人之監督功能等。結構方面，第一章為緒論，就研究動機、目的、方法、範圍為簡要之介紹；第二章董事責任保險概說，除介紹董事義務與責任，亦說明董事責任保險之法理基礎，闡明董事責任保險之作用、特性與功能

及其必要性；第三章說明董事責任保險之法律關係，就董事責任保險契約之效力、董事責任保險利益、保險事故、董事責任保險當事人與利害關係人等；第四章董事責任保險之保險內容，論及董事責任保險之保險標的論、保險範圍、保險事故並分析介紹董事責任保險費率之風險結構與風險定價方式；第五章董事責任保險之除外責任，說明董事責任保險逆選擇排除、道德危險排除相關之各種保險人不負保險責任之情形；第六章結論。關鍵字：董事、受託義務、公司治理、董事責任保險、道德危險、董事責任保險人、股東代表訴訟、逆選擇排除、董事責任保險利益

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接收與重整（1945-1963）

為了解決兆豐產險退保的問題，作者黃正宗 這樣論述：

現代商業保險制度於19世紀中葉開港通商後引進臺灣，經日治時期長足發展，無論在業務規模或制度層面皆已奠定相當基礎。戰後，隨政權移轉，臺灣保險市場經歷制度轉換的過程，在1963年完成新體制的確立。本文廣泛蒐集多元史料，從（1）業務發展、（2）監理制度、（3）組織、資本及人事、（4）資金運用等四個觀察視角出發，儘可能重構臺灣保險市場在此「制度轉換期」的樣貌，除說明制度如何轉換外，也嘗試分析轉換過程中產生的問題與影響，並歸納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特徵，及保險業之於金融體系與總體經濟體系的關係。業務發展方面，產、壽險業的分歧是這段時間最明顯的特徵，戰前業務規模遠大於產險的壽險嚴重萎縮，並處於長期停滯，產險

業則伴隨總體經濟復甦與成長，在1958年便已接近戰前高峰。這背後是產、壽險契約性質差異、是否承擔政策責任，及市場競爭與否等多重因素產生的結果。組織、資本與人事方面，有四點值得注意。首先，市場形態由戰前的「民營且競爭」轉變1960年以前的「公營且寡占」；其次，保險業「分支機構」為主的組織型態在1950年後全數轉為「總公司」；其三，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除了讓市場型態重回民營且競爭外，也是戰後本國民間資本涉及全國性金融的開端；其四，戰後臺灣保險人才可歸納為外省籍、日治經驗、新生代三批，日治經驗的發展情況相對較差。監理制度方面，戰後保險法制體現「內地延長的再延長」路徑，由於中國保險法制本身的問題，這

次「再延長」呈現法律現代性及完備性的倒退，1963年《保險法》修正施行除改善上述問題外，也完成史上第一次「保險法制臺灣化」。資金運用方面，戰後保險業資金運用規模極小，未能充分發揮「重新分配資本」功能，要到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後才有顯著成長，但較之戰前，資金運用比率仍較低，法令限制及不成熟的資本市場，是形成上述特徵的主要原因。就保險業在戰後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處的位置而言，產險業大致與整體經濟相輔相成、共同發展，壽險業在保險市場開放前則顯得乏善可陳，尤其是無法有效發揮提供長期資金的產業特性與優勢，對整體經濟發展的助力有限。此外，本文也以保險市場為例，就延續與斷裂、穩定或發展，及產業史研究之重要

性等議題略紓淺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