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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後工業戰略下的日常生活實踐與抵抗：以旗津觀光發展為例

為了解決南京 三民 停車場 月 租的問題，作者郭書瑋 這樣論述：

在台灣，近十多年來掀起觀光發展的熱潮；旗津是高雄重要的觀光景點之一，也是許多遊客的必選之地。本文從旗津邁向國際觀光大島的過程中，所發生的停車場變更、H大街的街道改造計畫，以及整頓流動攤販，三起事件談起，試圖了解觀光化與常民日常生活的關係。並進一步探問：觀光發展作為高雄城市後工業戰略中的一環，在旗津推動的相關政策與計畫中，日常生活中受影響的行動者（店家／攤販）回應方式為何？又是為什麼採取這些方式來回應？本文採用「文獻分析法」以及「參與式觀察與深度訪談」進行分析。本研究指出，行動者基於在不同空間脈絡形塑的日常生活型態，固著或是流動，而採取不同回應方式；固著一處擁有穩定的社會關係，較有機會進行組織

性動員或是集體協商，相對的，高度流動日常活動型態，行動者之間彼此社會關係較為碎裂與不穩定，限制了組織與集體化的可能，只能原子化的各自回應。而在停車場事件中，C市場的攤商採取的是集體動員抗爭；面對警察整頓稽查，流動攤販則進行多元的游擊戰術；H大街的商家則組織化的不斷和政府協商造街計畫。最後，本研究的貢獻在於，在理論層次上，豐富了James Scott在日常生活理論中「空間」的視角；在經驗層次上，從常民日常生活的觀點來看待高雄城市轉型，以及論證旗津觀光化的結構動力，和過程中的衝突與張力。

克難城市：戰後台灣都市規劃視野的反省

為了解決南京 三民 停車場 月 租的問題，作者蔡宜紋 這樣論述：

台灣都市「高地價」與「低品質」並存的獨特現實乃是理性計畫下的後果。戰後的規劃者相較於日本殖民者，更缺乏預見未來可能問題及預作防範的前瞻眼光。作為構想社會集體未來藍圖的都市計畫，在戰後台灣的實踐中，弔詭地遠遠落後於現實需求之後。戰後的國家及其規劃專業者缺乏經濟富裕後對於生活品質經營的意識。此正是台灣都市發展經驗的特異之處。台灣都市高密度發展是「非都市土地限制供給」與「都市用地需求認定偏低」二者共同促成的結果。戰後都市用地需求標準的釐訂過程中，國內專業社群擁有極高的自主性，他們主動拒絕西方設計標準與美國顧問建議。專業規劃者所信服、關切的價值，亦即盡可能保護農地與壓抑不具生產性功能的都市生活用地是

促成台灣戰後都市惡質環境更重要的原因。農地農用意識形態於五○年代便已具體成型，此時保護農地的意識來自於對國防安全、糧食匱乏與農業經濟崩潰的戒慎恐懼。這是隨國民黨政府來台整個統治世代，基於長年貧窮、戰亂的歷史生活經驗，養成對於生命存續與集體安全的高度關切與危機感。六○年代起，影響都市用地需求認定的因素，除了已經普遍存在於當時「盡可能保護農地」的價值關切之外，更有對於伴隨工業化而來，但不具生產性的都市生活用地侵佔農田的焦慮。農工用地爭議事件直接或間接地促成規劃專業社群對於區域計畫規劃視野的改變，以及該社群對於合理都市密度意見的轉向。早在農業部門施壓之前，規劃專業者便從計畫上放棄主張更大都市用地範圍

的企圖，並主動限制都市擴張並維護農地。然而重新釐訂土地使用規劃標準並未成為當時專業社群內視為應當認真思量、考慮甚至進行辯論的議題。大幅提高規劃密度標準乃是整個社群彼此默會、相互同意下自然而然發展的結果。台灣的都市專業社群並不若過去研究所言，無視於台灣社會的獨特性。相對的，他們長期堅守「地狹人稠」、「高密度及居偏好」這二個建立於「農地農用意識形態」對台灣社會所產生的刻板認識與迷思，拒絕採納一般基於規劃理論與規劃實務提煉出的用地需求標準。高密度未必直接導致低品質的都市環境，農地農用意識形態僅能解釋台灣都市內地價高昂的現象，但無法充分說明台灣高地價與低品質同時並存的獨特現象。當年國內的規劃社群除了堅

持高密度規劃之外，同樣無視於外籍顧問對於高密度規劃下管控建築密度必要性的建議。戰後直到九○年代以前，主導台灣都市計畫部門的規劃者，絕大多數是經歷戰亂與貧窮的世代。長期經濟匱乏與缺乏安定的生活經驗，使得他們傾向滿足於較低標準的都市環境。早年貧困的生活經驗，使得規劃專業者對於環境品質內涵的認知貧乏，對於何為維護都市生活品質不可讓渡的設施需求，其認定也相對偏低。都市高地價與低品質並存的現象，顯示這是台灣快跑奔向新社會之際，還來不及脫去舊時代僅重視生產、追求溫飽、壓抑消費與輕忽質感的生活態度使然。這些作為專業者的社會精英，他們對於台灣集體未來的想像，仍受到過去舊傳統與特定歷史經驗磨塑的世界觀所侷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