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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轉的文明史：美索不達米亞 古老的人類文明曙光如何熄滅，墮落成今天伊拉克窪地？

為了解決印章 區別的問題，作者劉仲敬 這樣論述：

美索不達米亞文明── 人類歷史最古老的起源，最終為何淪為西亞「窪地」？ 當文明走到盡頭，必然產生無能的「費拉」順民，又為何成為統治者負擔！？ 顛覆歷史思維，逆轉你對文明歷史演化的想像！ 　　＊＊＊＊＊ 　　◎文明起源──如同豐饒的春天， 　　充滿蠻族活力的蘇美文化，如何開創人類歷史的第一個文明？ 　　◎黃金時代──如同盛夏的活力， 　　自由的蘇美城邦時代，為何走上帝國的大一統專制道路？ 　　◎征服衝突──如同甜美的秋天， 　　偉大的亞述、巴比倫帝國，為何最終被「雅利安大洪水」淹沒滅亡？ 　　◎殘餘窪地──如同嚴酷的冬天， 　　歷經多次外來者征服的美索不達米亞，為何無法重獲新生、重建文明

的輝煌？ 　　「文明季候論」的完美演化模型、中國文明的最佳借鑑！ 　　一部歷經部落、城邦、帝國，最終淪為殖民地的憲制演變史！ 　　＊＊＊＊＊ 　　本書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不只是傳統意義上位於今天西亞地區、以兩河流域為核心的地理區域，更是指此地區從史前時代至今天、將近一萬年的歷史發展過程，歷經了原始部落、城邦、封建、帝國以及衰亡後的「窪地」時期的憲制演化過程。 　　因此，本書跳出「偉大古文明」的傳統歷史論述，剖析其演化過程的獨特之處，進而指出在人類歷史上曾經是歐亞大陸核心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最後多次淪為外來征服者的殖民地，其實是當地居民喪失傳統文化及社會組織力量、淪為「費拉」後不可避

免的結局。 　　■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黃金時期，便是自由的蘇美城邦時代！ 　　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黃金時期，並非稍晚的巴比倫或亞述等帝國時期，而是在西元前約六千年左右開始的蘇美城邦時代。蘇美人是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第一個成熟的文化，他們發明了楔形文字，擁有先進的農業及商業體系及巨大的神廟與宮殿，得以脫離上古原始部落的漁獵生活。技術及組織的進步帶來人口增長，推動蘇美人建立了大大小小數十個城邦，促使美索不達米亞成為歐亞大陸上最繁榮的地區。 　　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也在蘇美城邦時期開始向外傳播，主要分為兩條路線，第一條向西傳往今天的埃及與歐洲等地中海區域，第二條則是透過印度洋，往印度、東南亞以及東亞地區

。在東亞地區最明顯可見的影響，便是古巴蜀文明的三星堆文化，其祭祀用的青銅器、石人像及神廟遺跡，都具有鮮明的美索不達米亞風格，甚至連東亞的印章傳統，也是來源於蘇美的楔形文字。 　　■專制帝國的建立，開啟「朝代更迭」的歷史循環，最終導致文明的死亡！ 　　蘇美城邦時代，如同中國文明的春秋戰國時期，是整個文明思想及文化的黃金時期。然而，城邦間的文化差異，也帶來了衝突與戰爭，最終促使專制帝國的出現。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第一個帝國──阿卡德帝國，結束了蘇美城邦時代，如同兼併六國的秦王朝，都是文明演化的關鍵轉折點，也是衰弱的開始。 　　此後，美索不達米亞開始進入「朝代更迭」，也就是征服與被征服的歷史循環

。自阿卡德帝國以降，新舊巴比倫及亞述等大帝國的專制統治，持續弱化人民的組織能力，成為帝國忠誠的順民，無法像城邦時代的公民能夠保衛自身。因此，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最終無力抵抗外來征服者如波斯人、希臘人等「雅利安大洪水」的入侵，使美索不達米亞本地的菁英文化徹底滅亡，也象徵著文明的死亡。 　　■理解文明消亡的根本原因，便是「逆轉」的開始！ 　　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在文明滅亡之後，二千年來不再是歐亞大陸的核心，而成為包括波斯、希臘、伊斯蘭、蒙古及突厥文明的邊緣地區。為何如此？本書指出，由於經歷多次征服，美索不達米亞本地的居民已成為缺乏組織能力、無法保衛自身而喪失自主權的「費拉」順民階層，只能依附於帝國的專

制統治。因此最終不可避免淪為「窪地」，成為外來征服者的「垃圾場」。 　　「費拉」是本書的重要概念，來自德國思想家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文明季候論」術語。史賓格勒認為，文明的演化如同四季更迭，在歷經春夏秋冬不同階段之後，最終將步入死亡。文明死亡後的遺留居民，雖然還保有文明的記憶，但已然喪失自由與自治的能力，而只能成為其他文明的被統治者。 　　本書力求深入淺出，將西方論述文明發展的各種學術概念，轉換為一般讀者可理解的詞彙。核心內容講述了文明變遷──也就是征服與支配的故事，並透過文化以及生活模式的轉變，探討隱藏在文明的表層，也就是語言文化建築繪畫藝術之下，文明興衰的關鍵信

念──自由與自治，逆轉讀者對文明歷史的既定認知。

敦煌卷子(全套6冊)

為了解決印章 區別的問題，作者 這樣論述：

　　喚醒絕世瑰寶　敦煌文獻修復再現 　　國家圖書館特聘國寶級修復大師與古紙專家，歷經二階段文獻修復作業，採用最小干預與可逆　　性的現代修護原則，進行局部性的修復作業，讓珍貴的敦煌文獻綻放新生命。 　　 　　鑑定、考證與出版　敦煌文獻的最後一塊拼圖　　 　　由方廣錩教授整理編目，全套六冊，總字數77萬字，經卷均以手書摹抄寫，包括經鈔、經論疏釋、淨土信仰、密教、佛教戒律、歌讚、禮文、講經文、押座文、設難文、木捺佛像、白畫、道教經典、官文書、私文書等，有經名家鑑賞、裝裱、題跋、鈐印者，充分展現豐富的收藏史及美術史。是研究中國中古時期宗教、思想、經濟、政治、社會工藝……的極珍貴

資料，敘錄則記錄保存狀況、紙質特徵、紙數、行字數等，析究文獻之內容原典，依據文獻特性重新編目落號，為研究者提供資料運用之便利。   　　《敦煌卷子》的獨特價值有： 　　一、文物研究價值 　　《敦煌卷子》共抄寫207個文獻。年代涵蓋從東晉到北宋初年，體現了敦煌卷子各時代從用紙、裝幀工藝，乃至題記、印章、雜寫的多種表現形態。   　　二、文獻研究價值 　　《敦煌卷子》收錄了3件道教文獻，另有三階教經卷殘卷、部派佛教戒律、禪宗資料等，共19號為無傳世文本，且至今仍未有錄文及研究者，是值得研究者進一步發掘的寶藏。   　　三、文字研究價值 　　除了透過墨跡探討書

法風格的藝術性，更能清楚反映這段時間中國文字形態的演化歷史，並提供從事研究的第一手資料。   　　四、日本寫經 　　《敦煌卷子》收入日本寫經7號8件。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可謂日本書道文化發展之見證。

十九世紀的理學經世：吳廷棟及其學侶的嚴格化程朱學

為了解決印章 區別的問題，作者丘文豪 這樣論述：

學界一般認為十九世紀的中國士人已不再關心程朱陸王與心性理氣之辨。然而，當時卻出現一批理學家，他們堅信越是要挽救政教失序，越是要精確地辨別學術正邪，確立程朱理學的正統地位。吳廷棟及其學侶身處清朝各種內部危機浮現的十九世紀，卻嚴格分判理學門戶，並堅信性即理與心即理之別，為經世成敗的決定性因素。他們將政治與社會秩序的絕對性建立在「皇天降衷」的性即理上，提出一套強調心性分判的經世思維。這不僅讓本文重新省思，傳統心性及義利之辨在十九世紀學術思想史上的位置，並反省亟需經世行動的危機時代，正統程朱學是否只能被士人摒棄？本論文跳出強調與漢學對立的經世理學解釋框架，也反省以《經世文編》為代表，偏重治法及「工具

理性」的經世思潮研究，以探討清中晚期程朱派士人的經世思維與實踐方式。吳廷棟等人的經世思考著重於「入世精神」與「治體」的層次，他們不滿當時朝野在強烈的「經世」用心下，以實踐與實用為標準，從而淡化程朱陸王之爭與心性理氣之辨。吳廷棟面對政教失序，堅持以性即理為政教秩序的終極標準，而非尋求外在的「禮」作為規範。吳廷棟與其學友以論學、書信與書籍活動為媒介，透過核心人物的名氣與中介人物的奔走，形成一個跨越省籍、地域與地位，型態鬆散但認同緊密的理學認同群體。學界一般認為十九世紀朝野反省漢學，試圖恢復理學修身與經世的實踐傳統，程朱陸王之爭與心性理氣形上形下之辨，業已消融在經世實踐與實用的新標準中，呈現妥協而調

和的面貌。為了探究嚴格程朱學者於十九世紀中期，重啟理學門戶之爭並進行嚴格的心性之辨的緣由與意義，本文依序討論十九世紀初的理學氛圍，吳廷棟對經世思潮的反省與他的心性之辨，以及吳廷棟與學友們的行動及影響。 第二章指出，十九世紀初，孔廟從祀標準與朝野士人因強調實踐而不分理學門戶，甚至推崇陽明學。北京理學圈主張理學修身外，從唐鑑開始，也編纂《學案小識》批判這種不分門戶的「功利」現象。吳廷棟在唐鑑以後成為理學圈的領導者，以嚴格分辨程朱陸王為己任，並以「明德」與「靈明」，「新民」與「管商」的區別，分判經世活動之心、性基礎，與經世活動之義、利表現。 第三章指出，吳廷棟以心性為基礎分判義利。吳廷棟嚴格宣稱

「正誼而謀利，明道而計功，亦利也」，他堅持道德與政治活動必須以性即理為「體」，方能達到「體立用行」的經世成果。吳廷棟提出「天理中之私」的概念，批判世人偏於事功與氣節之「用」，錯以陽明學為「有用道學」。在此關懷下，他為咸豐皇帝區分「理學」的層次，並導正曾國藩與方宗誠過度傾向於「用」的經世思考。第四章指出，吳廷棟以心性之辨回應當時的政教失序。吳廷棟以朱子中和新說為定論，一生防範程朱理學中任何認心為性及體用疏隔的可能，並確立「性即理」與「敬」為經世精神的基礎，及其經世成效的保證。他批判明清程朱後學與身邊學友混淆心性與體用關係，或錯以中和舊說為宗。晚年，吳廷棟校訂劉廷詔的《《理學宗傳》辨正》，企圖建立

本體與發用的正確聯繫。第五章指出，在吳廷棟的「嚴格化」下，學友皆以「性即理」為經世的終極標準。吳廷棟於十九世紀下半葉，為倭仁、竇垿、方宗誠與楊德亨建立心統性情與敬貫動靜的正確理學認識。其中，小儒方潛雖然對自己創立的心/新說有強烈的自信，但他也一再自我調整，以試圖符合吳廷棟的標準。吳廷棟的學友們思想逐漸趨同，他們合力防堵方潛學說在思想與書籍刊印上的擴散。第六章，討論吳廷棟嚴格化理學在學圈外的影響力。當時河南理學講求實踐而放寬門戶，強調「心」的主動性與彈性。吳廷棟等人極力導正河南理學認心為性的傾向，並因此校訂《《理學宗傳》辨正》。方宗誠則四處論學，挖掘、編輯理學書籍，鼓動程朱學者從祀，以延續並擴大

嚴格化理學的影響力。孔廟從祀標準於咸豐十年（1860）轉為嚴格，正呼應了吳廷棟等人的努力。最後，十八世紀以降理學道統地位受到挑戰，儒學出現多元分科的可能，十九世紀開始各種新舊思潮也充滿活力。吳廷棟等人則堅持以程朱為尊，並反對理學內部理論發展的可能，這表現十九世紀學風「多元平等」與「定於一尊」兩種傾向的衝突。此外，吳廷棟嚴格化理學之舉，也可以作為探討理學在二十世紀知識與社會之「現代轉型」的研究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