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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部門創新政策之擴散研究：以臺中市戶政事務所印鑑資訊管理系統為例

為了解決印鑑數位化系統縣市的問題，作者邱建宏 這樣論述：

政府的角色與職能應該反應當代環境的需求，面對快速變遷的國內外環境與人民多元化需求，學習他人經驗性的創新擴散或政策擴散決策模式，已成為現代政府政策的主要決策方式之一，而這也是創新的主要效用「擴散」。在諸多政府單位中，業務性質相同之單位為數不少，且普遍落在基層單位，與民眾有著第一線的接觸，其每一個創新服務都可使民眾立即感受；而本研究即在對同質性政府第一線單位，其創新擴散過程的影響因素加以探討，除對於一般橫斷面因素分析外、並嘗試以時間及擴散過程考量，加入縱斷面因素變化。 本研究以臺中市戶政事務所印鑑數位化系統之擴散過程為研究個案，以Rogers、Walker、Newmark、 Shipan&

Volden、 McCann、Shipan&Volden等學者觀點為架構，探討政府創新政策之擴散驅力、決策、執行三面向的影響因素，研究結果發現：一、政府創新擴散影響因素會有階段（驅力、決策、執行）上的差異。二、政府創新擴散影響因素會因為組織的層級、位階與上、下隸屬關係而有所不同，層級位階越高，外部的影響因素越大。三、上級政府的決策與執行方式（授權、經費補助、或規範、指導）會對下級單位的擴散影響因素造成改變，並對再創新產生限制，進而影響下級平行擴散的順序與速度。四、再創新會隨擴散的過程先後順序，而呈現逐漸(曲線)「遞減」的情況。五、擴散影響因素，會隨時間而發生改變，並呈現「遞減」的現象。六、中央

政府政策態度，會對地方政府擴散決策與執行產生影響。

清代臺灣契約手印之研究

為了解決印鑑數位化系統縣市的問題，作者謝家祥 這樣論述：

為求對契約中手印存在之史實有正確完整的瞭解，本文以354張契約加以研究，得到若干創新結論。清代臺灣手印契約，最早見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五月吞霄社林武力楠茅等立甘愿交換契字。手印契約在乾隆至光緒年間仍有一定數量，日治後逐漸減少。由契約數來看，以北部地區出現最多，其次為中部地區，最少者為南部地區。手印在官方契約方面，多蓋於具僉稟、供詞、領狀、結狀等。民間契約方面則多蓋於土地契約及人身契約；土地契約多為平埔族所立，人身契約則為漢人所立。其蓋手印者在契約的角色，以立契人最多，其次依序為知見人、為中人、承典人。手印蓋於契約的位置以在年代之後最多，其次依序為在年代之前、在另一紙、在年代之下、在契紙

背面。其出現在契約的數目，以1件1枚最多，其次依序為2枚、3枚、4枚、5枚、10枚等。手印數越少越常見；反之，手印數越多則越少見。手印可分成有文字及無文字兩種，其文字內容多以標示手印者身份最常見，其次為手印多樣名稱。文字以寫於五指之間最為常見，其次依序為掌心及手印周圍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