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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群聚的研究與比較 ──以臺北迪化街為例，探討澳門望德堂坊的發展

為了解決大同區公所民政課的問題，作者羅家俊 這樣論述：

望德堂坊是見證天主教在澳門發展的民生社區，也是澳門步入現代化城市規劃的實體證明。迪化街曾是北臺灣的對外貿易中心，至今仍保留眾多的傳統產業與特色建築。雖然兩地的成長脈絡不盡相同，但同樣因城市的變遷及政策的轉向而發展停滯甚至沒落。由於再發展的需求，兩地主管相關政策的部門因應不同考量提出支持計劃，也期望藉此保存與維護街區的歷史及文化資產。隨著各項計劃的推行，望德堂坊與迪化街再次回到人們的視線當中，一些新創業者也因街區的區位因素被吸引進駐，成為地區再次活絡的推動力。然而，兩地提出再發展至今成效各異。迪化街藉著文創產業與特色餐飲店的聚集以及旅遊觀光的帶動，不但讓街區再次活絡，當中的歷史建築也得到修復與

再利用，反觀望德堂坊，在投入大量資源進行社區改造後至今卻仍未達到活絡經濟及活化歷史建築的目的。本研究欲探討望德堂坊再發展所面對的問題以及文創產業群聚於歷史街區的原因。研究計劃以質性研究進行並以文獻分析法、個案研究法、比較研究法及深度訪談法作輔助。通過梳理相關文獻及彙整訪談所得，並從兩個案的政策面向、區位因素、空間面向、組織面向、鄰里互動關係等五方面進行分析與比較後得出研究結論為：望德堂坊在多年的發展策略中缺乏完善的政策。建議應制訂鼓勵及支援歷史建築修復與再利用的政策計劃，以釋出更多發展空間。在公有歷史建築活化方面，需加強與社區更緊密的連結以發揮多元的功能，以及成為新舊產業發展的助力。另外可鼓勵

地區文創企業組織合作聯盟，共同推動產業發展，更可發揮協調功能，以助凝聚共識及聯動社區的作用。而文創產業群聚於歷史街區不但有助街區的活絡與保存，並且有助發掘地區文化資產當代性的價值，藉著利用這些文化資產與街區特色更能凸顯企業的獨特性，從而提升競爭優勢。

近代臺灣官方政策之推動與都市社會的因應── 以大龍峒保安宮之祭典為例

為了解決大同區公所民政課的問題，作者劉濟寬 這樣論述：

寺廟祭典乃國家與社會互動的重要樞紐。每逢祭典，總有大批人群湧入，致使統治者會利用各種管道加以規範，而民間為了維護傳統，勢必有所因應。 關於歷代政權對臺灣民間信仰的治理方針── 清代以國家化、標準化、儒教化為目標，透過納入祀典、封號、賜額、捐獻助建、助撰碑碣、列載地方志等為媒介，將權力延伸至地方社會。日治初、中期，總督府推動宗教法制化，採尊重舊慣、加強監督信仰活動之雙軌模式。只不過，1930年代後，伴隨日本軍國主義崛起，官方推崇國家神道、實施國民精神作興，寺廟與祭典在社會教化運動、民風作興運動下面臨改革。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則是沿用〈監督寺廟條例〉、〈寺廟登記規則〉，試圖以公權力介

入寺廟事務，並陸續頒布〈查禁民間不良習俗辦法〉、〈改善民俗綱要〉等政令，約制迎神賽會，嘗試統一中元普渡和各地神誕遶境，這種政策導向直至1970年代後期才逐漸改變。 本文聚焦1895年至1981年的大龍峒保安宮中元祭典和保生大帝聖誕遶境，探究其發展以及觀察都市社會因應國家政策的方式。大龍峒地處臺北盆地，日治時期因鄰近人口密集的臺北市街區，受惠於各項現代建設，大正十（1921）年甚至被劃入臺灣政治、經濟核心的臺北市管轄，成為國策接收與試驗要地，也是觀察國家與都市社會互動的指標。且保安宮自清代以來作為同安人信仰中心，每逢保生大帝誕辰和農曆七月，傳統祭祀網絡的三堡地域居民皆齊聚大龍峒，參

與祭祀、宴請親友。藉由這兩個年例性祭典活動，瞭解官方政策如何在都市推行？成效為何？祭典可能面臨之限制？三堡何以應對？尤其日治後期到戰後初期係戰事最激烈的階段，亦是國家權力最為擴張的時期，其發展態勢所呈現之特色，更是本文關注重點。 另外，介於官、民之間尚有一群地方菁英扮演協調與溝通的角色，他們一方面協助官方宣導、推行政策，一方面代表地方居民發聲、傳達民意。不僅如此，諸多菁英還加入寺廟管理或祭祀組織，積極參加祭典活動，例如大正年間三堡菁英擔任管理人、總董事和董事，共同掌理廟務，其中也有不少人出任爐主、頭家，負責辦理中元放水燈、普施。至於保生大帝聖誕遶境，許多人投入力士會或子弟團等祭祀

組織，規劃、籌備迎神事宜。這種現象甚至延續到戰後初期。因此，藉由組織的陣容還有菁英的參與過程，以理解他們如何取得象徵資本、建構文化權力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