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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接收與重整（1945-1963）

為了解決彰化縣政府通訊錄的問題，作者黃正宗 這樣論述：

現代商業保險制度於19世紀中葉開港通商後引進臺灣，經日治時期長足發展，無論在業務規模或制度層面皆已奠定相當基礎。戰後，隨政權移轉，臺灣保險市場經歷制度轉換的過程，在1963年完成新體制的確立。本文廣泛蒐集多元史料，從（1）業務發展、（2）監理制度、（3）組織、資本及人事、（4）資金運用等四個觀察視角出發，儘可能重構臺灣保險市場在此「制度轉換期」的樣貌，除說明制度如何轉換外，也嘗試分析轉換過程中產生的問題與影響，並歸納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特徵，及保險業之於金融體系與總體經濟體系的關係。業務發展方面，產、壽險業的分歧是這段時間最明顯的特徵，戰前業務規模遠大於產險的壽險嚴重萎縮，並處於長期停滯，產險

業則伴隨總體經濟復甦與成長，在1958年便已接近戰前高峰。這背後是產、壽險契約性質差異、是否承擔政策責任，及市場競爭與否等多重因素產生的結果。組織、資本與人事方面，有四點值得注意。首先，市場形態由戰前的「民營且競爭」轉變1960年以前的「公營且寡占」；其次，保險業「分支機構」為主的組織型態在1950年後全數轉為「總公司」；其三，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除了讓市場型態重回民營且競爭外，也是戰後本國民間資本涉及全國性金融的開端；其四，戰後臺灣保險人才可歸納為外省籍、日治經驗、新生代三批，日治經驗的發展情況相對較差。監理制度方面，戰後保險法制體現「內地延長的再延長」路徑，由於中國保險法制本身的問題，這

次「再延長」呈現法律現代性及完備性的倒退，1963年《保險法》修正施行除改善上述問題外，也完成史上第一次「保險法制臺灣化」。資金運用方面，戰後保險業資金運用規模極小，未能充分發揮「重新分配資本」功能，要到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後才有顯著成長，但較之戰前，資金運用比率仍較低，法令限制及不成熟的資本市場，是形成上述特徵的主要原因。就保險業在戰後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處的位置而言，產險業大致與整體經濟相輔相成、共同發展，壽險業在保險市場開放前則顯得乏善可陳，尤其是無法有效發揮提供長期資金的產業特性與優勢，對整體經濟發展的助力有限。此外，本文也以保險市場為例，就延續與斷裂、穩定或發展，及產業史研究之重要

性等議題略紓淺見。

郭芝苑與社會的交響變奏曲：音樂作品的社會學考察

為了解決彰化縣政府通訊錄的問題，作者盧韋理 這樣論述：

一般認為音樂作品與社會之間具有關聯性，但音樂的抽象性，卻使得研究音樂作品自身的社會性或社會意義成為困難。而本論文從社會學的角度探討「音樂作品如何成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即試圖想要處理這個難題。過去，音樂作品的社會學研究大多朝向兩種研究取徑：第一種強調音樂作品自身的重要性，認為音樂符碼可以解讀出社會意義；第二種主張作品社會脈絡的重要性，關注作品被創作時的外在因素。本論文則認為音樂作品的社會學研究應該結合這兩種研究取徑，不僅要分析作品內在的音樂語言，也要探討作品外在的社會脈絡。並針對這樣的研究，以臺灣作曲家郭芝苑及其作品為考察對象，嘗試探尋另一種研究取徑。郭芝苑的創作生涯長達七十年，不僅作品數量

豐富，還由於他歷經幾個不同政權的統治，以及臺灣社會的變遷，為他的作品形塑出多元的音樂風格。為闡述郭芝苑的音樂作品和臺灣社會的關係，本論文把郭芝苑的音樂風格對應到他的生活史與社會史，將其創作史分成三個時期。針對這三個時期的作品，透過音樂學的分析方法解讀音樂作品的內在結構，並以社會學的理論觀點考察作品外在的社會脈絡。從而發現，郭芝苑這三個時期的創作，是一個從他律性到自主性的過程：首先是創作因應政權要求與社會大眾需要的他律性作品，包括中國藝術歌曲與流行歌曲；其次為遊走於他律性與自主性之間的作品，既創作文藝政策下的愛國歌曲，也寫具有臺灣現代民族音樂風格的管弦樂曲；最後，則是在自主地創作具有臺灣意識的臺

語歌曲。儘管郭芝苑這三個時期的音樂風格一變再變，但其中不變的是他在從事創作之前便已形成的創作理念，即民族性、現代性與音樂性。透過上述研究，本論文的結論是，音樂作品的社會學研究可以結合音樂學的分析方法與社會學的理論觀點，讓「音樂作品自身」的分析建立在「作品社會脈絡」的探討基礎上，透過二者的交互分析，使闡述音樂作品的社會意義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