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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龜圖像祭物文化詮解

為了解決彰 基 5樓 萊 爾 富的問題，作者古佳峻 這樣論述：

《臺灣龜圖像祭物文化詮解》一書，以臺灣地區常民生活之「生命禮俗」與「節日慶典」中常備的龜紋或龜形祭品為研究對象，過去多以紅龜粿或米龜為使用，也以此稱統攝後來新創的糕餅龜品，或者綜合食品、不可食財貨製成之龜品，筆者綜觀臺灣清代以來地方文獻及藝文作品多以紅龜粿為重要祭典的圖像食物，而臺灣自1950年代以來陸續發展多元龜品品項，已異於他處，並足以形成龜品體系，祭典儀式與使用時節在地方已形成默契，自成風氣，衍為臺灣地方自有的龜祭文化。由此為發端，1970年代學者何聯奎、宋龍飛、凌純聲有針對臺灣祭龜與乞龜儀式的報導與調查，1990年代後僅以簡榮聰承繼與闡述糕餅粿糖塔文化發展，關於龜紋祭物與印模器具的闡

釋仍有發展空間，筆者試圖建構此一龜品祭祀與使用的文化結構，並進行文獻、圖像、工序、工藝、文化創意產品的在地文化之詮釋及解析。除緒論與結論外，主論為三章，文獻與文化、物像與工序、傳藝與創意，分述如下：第一章緒論，本研究以民俗學知識為基礎，以文獻與田野調查資料參附，在前賢成果上提出「龜圖像祭物」建構及研究方案，在「泛臺灣化」的民間信仰現象中不侷限某一鄉鎮為例，以臺灣地區為整體樣本，抽樣體現祭龜與乞龜儀式之差異。第二章文獻與文化，臺灣龜品最早疑於清乾隆年間《澎湖紀略》元宵求乞儀式中的「亞公仔」，道光十七年(1837年)柯培元《噶瑪蘭志略》有「紅龜仔」為慶壽之用，寓臺清人與日人都對此有所紀錄；筆者考此

一時期諸書及《臺灣日日新報》認為乞俗、乞龜、分食與餽贈龜品屬臺灣地方民間習俗，其承繼龜靈信仰、龜壽文化，並發展以龜品獻祝，以龜品之形表達圓滿平安的祈禳心理，在時節循環與人之禮儀取得秩序儀典的平衡關係，反映非常時節的非常製物；屬於人與他者的精神和物質的易換關系，對於神的敬仰，神力獲得的祈與乞、分食、還願系統得到人神關係互動、縝密交際關系；由其「圓」形成臺灣藝文創作藉此懷念過去、聯繫情感、記錄臺味，並在「臺灣蛇郎君故事」與「掽舍龜傳說」中作為最終變形的物件，與「浪子回頭」勸化作用的糕點故事。其一脈相連的是「求全忌缺」的心理目的。第三章物像與工序，本章先行定義「龜圖像祭物」及其類型，認為食品訂名都以

顏色、形象、材質為造詞結構，以致有必要新立「龜圖像祭物」描述臺灣龜品的多元現況。以材質論、工序論、形貌論類聚群分龜品，以確立名稱、品項、建構系統。進一步針對龜圖像寓意的龜紋印模、圖像記號、龜形祭物美學建構為討論，龜粿印模與龜品形塑都是吉祥符號的拼裝組合，自龜首至殼身甲紋都由地方信仰者詮釋並沿用，追求繁複裝飾的視覺特質，之於信仰者而言，龜品是神力依託的媒介，足以讓家族得到幸福吉祥。第四章傳藝與創意，從傳統民間工藝與當代文化創意兩個面相為討論結構，有地方舉辦文化節以傳承節慶內涵，博物館舍以展覽與營隊活動傳遞文化知識，透過食材之外的媒材創作紅龜粿，以祭龜禮俗為配合，體驗壓印複刻之教學內容，在消費導向

的商品化創意中歸納2010年以來個公私單位舉辦比賽與活動成果，有對傳藝概念、符號應用、客家本色面向之開發，為當代對於龜圖像祭物的記憶表述、文化再現、傳統再生之現況。第五章結論，綜合本論三章核心，提出基礎成果是在有限的文獻中將龜圖像祭物文化逐一描繪，確立名物關系，將龜品與閩粵文化合觀比較，概述對於龜文化的接受；臺灣在地化與地方感的重要成果便是文獻與藝文創作中應用紅龜粿為圓滿意象，生活中透過紅龜粿作為除凶復吉的界限。從「非常」的角度定義龜品，其亦存在於非常時間中被使用。反映地方的習俗與圖像選定的地方特色。對於文化節、設計產品、課程體驗採積極推行，近年相關活動及產品日益增多，是懷舊風氣與鄉土教學影響

龜品圖像的再創造，為臺灣當代重要成果。由此提出觀察與建議，認為傳遞正確的民間習俗，保存工藝師傅的技術與作品；扭轉好大喜功與沽名釣譽的奢華風氣，找回人神禮敬心態；物品圖像化後僅存商品價值，若強化文化內涵能兩方兼顧。提出議題延伸與未來展望，企盼在臺灣方面的架構完成後能逐步擴及崇龜文化及相關議題的討論，以及受命題侷限而未能及時討論者，待日後追根溯源。

日治時期臺灣花生栽培與花生油產銷

為了解決彰 基 5樓 萊 爾 富的問題，作者林哲安 這樣論述：

本文以日治時期臺灣花生栽培與花生油產銷情形為論述核心，希望藉由該產業的探討，試圖挖掘以往臺灣產業史研究較少觸及的榨油產業史。首先探討清代臺灣花生油生產體系的建立以及其與漢人經濟活動間之關係。研究顯示花生油從18世紀中葉以降，便成為臺灣除米、糖、藍靛等產業外之出口大宗，但開港通商後因煤油、鴉片大量輸入，促使花生油市場呈現萎縮、以及島內需求量成長的情形。另外，比較臺灣與中國大陸間日常生活用油的原料來源後，可發現臺灣可能為清帝國治理下，最早多元、普遍運用花生油的區域。 日治時期以後，花生雖不若米、糖等物產受到官方重視，但有見於花生為臺灣人普遍消費的嗜好食物、製油原料，加以煙草專賣治的

施行、以及19世紀末歐美科學家發現花生油的多樣化用途。官方也嘗試提昇臺灣花生整體產量、榨油效率。以中央農業機關為主、地方農業試驗場為輔的官方部門，仍啟動相關調查事業與增產計畫。當中包括品種、耕種技術的改良方部分。雖使得臺灣花生於產質方面出現增長，但如觀察明治末期至大正初年花生、甘蔗爭地的情形，可發現花生得以持續增產，並非官方單向之功勞，農民自主性選擇亦為重要因素。整體而言，日治時期臺灣花生增產計畫的實行，官方於調查事業的成就，遠勝於改良計劃的結果。 榨油技術亦同，礙於花生原料供應、榨油時節限制等因素，加以新舊榨油設備於整體產能上並無甚大差異，造成新式榨油設備未能普及、也連帶影響大型製油株

式會社的生存空間。該現像或可視為傳統榨油業者理性、審慎選擇下之結果。1930年代，挾帶龐大資本、官方軍需用油增產政策背書下的日本財閥投入臺灣榨油事業後，始出現穩定的大型製油株式會社。戰後初期的研究，多將日治時期臺灣榨油工業技術與規模未能突破的情形，歸結於「農業臺灣、工業日本」這樣區域分工政策的論點，便值得再行商榷。更進一步的說，日治時期臺灣的工業技術與經營形態的未見顯著發展的原因，是否應完全置於官方政策主導這樣的脈絡下來探討?透過臺灣花生製油設備以及經營情形的探討後，這樣的觀察脈絡或許亦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最後，藉由觀察日治時期臺灣新式榨油設備未能發展的原因，可以清楚發現:新式榨油設備能否普遍

運用，有著甚為複雜的因素，日治時期的臺灣，便受制於自然(花生供應受自然災害影響與榨油時節須配合花生採收)、商貿(花生移出日本與輸出國外)、官方產業政策(甘蔗栽種面積增大影響到花生栽種面積)、技術與經營成本(新式榨油設備不若舊式榨油設備來的絕對優越，但所需資本與維護成本較高)以及舊有習慣(臺灣多將花生連殼榨製)等層面的影響。 花生油的銷售情形，大抵仍延續清代以來的買賣、流通概況。不過，因日治時期後臺北煙草製造之需求，亦促使花生油於跨區域的流通時，皆集中於臺北的現象。煙草製造所需花生油之多寡，更直接影響到臺北、宜蘭等地油價的行情。這樣的情形至1930年代末進入戰爭時期後產生結構性之轉變。煙草

製造之需求，也促使臺灣成為當時世界花生油運用模式下較為特殊的一員，更未被完全納入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世界花生油市場體系之中；有別於清代，日治時期官方亦因製造煙草之故，故開始介入花生油的買賣機制中，更將日資納入競爭行列。但無論官方以及日資，在整個花生油買賣的過程中，並未占有太大之優勢；反之，在歷次互動中呈現逐年衰退的現象。可以說，日治時期臺灣花生油的生產與運銷體系，仍延續清代之情形，主導權掌握於臺灣人手上；殖民者以及日人資本多處於一被動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