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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

為了解決待 罪 羔羊 歌詞的問題，作者約翰‧道爾 這樣論述：

全方位完整解析 戰後日本如何擁抱美國帶來「現代化」革命 美國史學界最高榮譽得主 2000年普立茲非小說類作品獎經典 著名左翼學者 對美國佔領政策的有力批判 釐清東亞近代歷程 提供承先啟後的瞭望台 　　「無人能出其右的歷史書寫。」——《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 　　「日本戰後迄今為止最為重要的作品。」—《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有史以來最為傑出的史書。」—《波士頓週日環球報》（Boston Sunday Globe） 　　「道爾確認了他在國內太平洋戰爭編年史中首屈一指的地位。」—《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

une） 　　「此本巨作會是未來檢驗學術研究的黃金標準。」—《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本書以極其簡潔優雅卻力道沉重的敘事筆調，為讀者梳理美軍佔領期間日本的政治制度、經濟、大眾文化、社會風俗各個方面。既批判麥克阿瑟主導的美國意志邏輯野蠻加強迫在戰後日本推行「美國化」、「民主化」以及「現代化」；同時也細膩剖析日本作為戰敗者的複雜心態，有悲慘、迷茫、悲觀和怨恨，也兼具希望、韌性、遠見與夢想，還原社會各階層民眾的聲音。顯露出戰勝與戰敗，並非單方面的佔領統治而是雙方互相的「擁抱」。 　　作者約翰．道爾一方面致力於批評美國的佔領政策，包括麥克阿瑟本

人的作為。將麥克阿瑟在這場政治盛典中扮演的角色形容為「新的君主，藍眼睛的幕府將軍」。批判美軍以專制的方式強加非軍事化、民主化構想於日本。保留天皇制度為昭和天皇免除戰爭責任、東京審判做秀式的調查助長了大眾對於戰爭罪行的輕視傾向，追求非軍事化卻駐紮美軍基地等作為。諸多歷史問題，源於美日間複雜作用共同產生遺留至今。 　　書寫戰敗者日本。本書也詳盡記錄下曾「一億一心」、打算「全員玉碎」效忠天皇的日本百姓怎樣轉身擁抱民主、擁抱現代化。另一方面，戰後日本自帝國主義體制下解放的個體自由，展現出貪婪、自私、頹廢卻旺盛的生命力也編織出一種奇異、天真、淺薄的戰敗文化。自荒蕪廢墟重建不僅是加蓋地面的實體建築，也意

味著精神層面日本反思什麼是好的生活、好的社會。這一切顯得混亂不堪；這一切也充滿活力。 　　除了政治制度的變革，日本形象上的變化，在書中也有著豐富而生動的記錄：從戰時美國媒體將日本人描述為野蠻殘酷暴虐、狂熱的「猿人」(Monkey-man)。到了佔領期，由於「潘潘」、「夜之女」等專門服務於佔領軍的性工作者普及，戰敗日本被美國「女體化」「色情化」，也從此造成美日關係中男女角色的假想。日本形象弱化為易於操縱、百依百順和以備享用的女性胴體。例如「潘潘」以個人貞操保衛日本血統、黑市反映現實經濟與追求感官刺激盛行情色雜誌的粕取文化，更是透過大眾文化現象作為具體例證，翔實地描寫日本戰敗後的社會風貌景況。

　　在今天美日同盟逐漸強化的年代，對於戰敗、美軍佔領經驗是日本部分新民族主義者眼中恥辱的時期；對另一部份日本人而言，「和平與民主」也是在戰後獲得的新觀念以及理想社會的追尋。美日安保條約所牽動到不單單戰後的日本，直至今日整個太平洋地區，都仍是影響範圍中。戰勝國與戰敗國交互糾葛的關係，更是台灣於二戰後複雜處境一個鮮明的對照。 得獎記錄 　　2000年普立茲非小說類作品獎 　　1999年美國國家圖書獎非小說類圖書獎 　　2000年班克羅夫特獎 　　1999年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 　　2000年美國圖書館學會著名圖書獎，並列入「美國讀者書目」中「2000年著名圖書目錄」 　　1999年《洛杉磯時

報》歷史圖書獎。 各界推薦 　　【學者及媒體佳評如潮】 　　「美國佔領日本時期的宏偉歷史……道爾出色地捕捉到聲名狼藉、卑鄙，卻異常生氣蓬勃的戰後氣氛。他的興趣不僅只於政治，也包括文學、電影及流行音樂。」—《紐約書評》（NYRB），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 　　「道爾的研究非常深入且廣泛…本書敘述日本自近代史上最具破壞力的戰爭中覺醒的歷史，是英文甚至各種語文中最佳的日本政治與文化史著作。」—安德魯‧戈登（Andrew Gordon），前哈佛大學歷史系主任與賴世和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無庸置疑地，道爾是美國探討太平洋戰爭的一流史學家……絕佳的歷史著作……我所學習到的遠超過我

所能想像的。」—史蒂芬‧安布羅斯（Stephen Ambrose） 　　「極其具有啟發性……道爾嫻熟地結合了歷史的上上下下之處，寫出肯定是日本戰後迄今為止最為重要的作品。」—《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雅各‧海爾博恩（Jacon Heilbrunn） 　　「洗鍊……敏銳地分析敗戰後的日本……具有深度又感動人心之作，是對於日本和其與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之間關係，有史以來最為傑出的史書。」—《波士頓週日環球報》（Boston Sunday Globe），哈佛大學入江昭 　　「豐富的細節又能振奮人心……對於任何知悉日本現代史之人，本書無窮盡地解釋了事情發展的原因

……是件了不起的分析與報導之作。」—《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湯瑪斯‧羅依‧萊德（T. R. Reid） 　　「《擁抱戰敗》，道爾確認了他在國內太平洋戰爭編年史中首屈一指的地位。」—《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詹妮絲‧二村（Janice Nimura） 　　「絕佳的學術研究之作。」—《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華德‧拉費博（Walter LaFeber） 　　「我們終於確切地從勝利一方自信的觀點以及被征服一方的各種回應，來說明（美軍）佔領的情形……道爾現在確定了他在佔領研究領域中首席的地位。」—《日本季刊》（Japan Q

uarterly），羅傑‧巴克利（Roger Buckley） 　　「約翰‧道爾的權威編年史之作……是他二十世紀日美關係研究五項重要研究的總結性論文……透過這本著作，道爾鞏固了他在西方史學界日本史中的領導地位……是極其少數值得一讀，又在太平洋兩岸都引起爭議的著作。」—H-Asia，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 　　「精彩地描述日本處理敗戰，以及其重新成為工業強權的方式。」—《倫敦週日電報》（Sunday Telegraph），詹姆士‧巴拉德（J. G. Ballard） 　　「首先，身為一名敘事者，道爾撐起了一片巨大的畫布。再者，身為一名觀察家，他對題材抱持著深刻的同情之心，同

時在一片混水中前進時，依然保有著適度的敏銳與批判的道德觀……道爾這本佳作大幅擴大了美軍佔領日本的研究範圍，以及戰爭對日本社會的影響，且其將應引起廣泛的關注。」—《歷史論評》（Reviews in History），傑佛瑞‧歐文（Geoffrey Owen） 　　「史詩般的歷史著作……道爾展現出『美軍佔領』為日本後續的繁榮，以及其與世界先進國家團結一致奠定坦途的方式。」—《內外日本》（Inside/Outside Japan），史蒂芬‧托勒戴（Steven Tolliday） 　　「全面、徹底的研究，中肯的論述……關於佔領一事，是目前問市中最傑出、最能刺激思惟之作。」—美國陸軍上校史坦利‧福

克（Stanley L. Falk） 　　「無人能出其右的歷史書寫。」—《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 　　「一本超強的新書……在敗戰中，昭和天皇呼籲日本人要『忍人所不能忍之事』，對於如何努力而終能戰勝恐懼、仇恨和羞辱，道爾先生提供最具人性與最感人的陳述。」—《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史帝文‧威斯曼（Steven Weisman） 　　「充滿活力地喚起勝利者與被征服者如何去應付戰爭的苦果，以及重建敗戰日本令人卻步的挑戰……值得一讀，對我們理解當代的日本，提供了極大的助益。」 —《日本時報》（Japan Times），傑夫‧金斯頓（Jeff King

ston） 　　「我們可以感受到，道爾設定要撰寫當代人（或許是好幾代人）一本關於日本的最重要著作。令人振奮的消息是他順利完成……這是本傑作。」—《國家報》（The Nation），派翠克‧史密斯（Patrick Smith） 　　「還沒有其他的英文作家能如道爾這般，如此地公正、全面性以及投入來述說這段（佔領日本的）故事……凡是對當今日本有興趣者，都必讀《擁抱敗戰》一書。」—《朝日晚報》（Asahi Evening News），羅夫‧卡塞爾（Ralph Cassell） 　　「內容豐沛、描寫生動，以及超乎想像的資料來源……讀起來讓人目不轉睛。」—倫敦文學評論（Literary Review

s），強納森‧莫斯基（Jonathan Mirsky） 　　「透過努力不懈的研究和穿透性的洞察力，描繪日本史的轉捩點。」—《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在重建美國佔領日本的經驗上，道爾絲毫不差地完成了當代史的巨作。」—《文學期刊》（Literary Journal），梁思文（Steven I. Levine） 　　「對於日本回應美國人的佔領，作出高度理性和感性的描述。」—《紐約客》（The New Yorker） 　　「官方評論說得正確：這是本關於美國佔領日本期間的傑作。道爾的寫作手法是有架構性，而非編年敘事，同時他以許多不同政治、社會、文化和軼事的方式來『切入

』主題。」—亞馬遜網站（Amazon.com） 　　「生動、多面向地描述一段極其不尋常的美日關係。此本巨作會是未來檢驗學術研究的黃金標準。」—《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羅傑‧巴克立（Roger Buckley） 　　【中國讀者好評不斷】 　　日本，不容小覷！★★★★★ 　　日本，作為一個二戰中的戰敗國，卻能夠在短短的數十年而發展成世界頂級性強國，這是舉世震驚的。它為什麼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發揮了極大的功效呢？為什麼能夠在如此危亡的時候變得如此的有生命力？為什麼能夠在創傷中這麼容易的振作起來？這其中的一點就是『擁抱戰敗』。《擁抱戰敗——第二次

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從民族的角度，從執政的角度來剖析了這些為什麼！語言、文化、宗教與思想，本書涉及的史料之豐富，寫就的全方面。是一個美國學者對日本研究之精深，之複雜的具體表現。本書另一個特點就是非常規性，他從諸多隱性的方面來分析發展的日本，這是最大的兩點，也是本書獲諸多榮譽的保障，相信讀了本書的人能夠更加地全方位的認識日本發展之因，更加地享受了日本一個不容小覷的國家的真正民族精神！ 　　很強大的一本書！！★★★★★ 　　從各個角度對戰後的日本進行了細緻入微的刻畫。驚歎於作者嚴謹的學術考證，佩服其生動又深刻的語言。強烈推薦。 　　該課題的句號★★★★★ 　　日本戰後研究有了這本書就可以結束了，

更多的研究也是畫蛇添足。 作者簡介 約翰‧道爾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歷史學教授，美國藝術科學院院士，美國歷史學會委員。 　　主要研究領域是近現代日本史和美日關係史，是相關領域最重要的學者之一。 　　他的研究著作多次榮獲包括普立茲獎和美國國家圖書獎在內的重要學術獎項。 致謝      序言 第一部　勝利者與失敗者 第一章 支離破碎的生活 委婉的投降 無條件投降 戰敗的數據 或者……歸國？ 難民 受歧視的老兵 污名化的受害者 第二章 從天而降的禮物 「自上而下的革命」 非軍事化與民主化 強制性的改革 第二部　超越絕望 第三章 虛脫：疲憊而絕望 饑餓與筍式生活 忍所不

能忍 絕望的社會學 孩子們的游戲 通貨膨脹與經濟破壞 第四章 戰敗的文化 為征服者服務 「交際花」、「專寵」與叛逆女性 黑市創業者 「粕取文化」 頹廢與真實性 「婚姻生活」 第五章 語言的橋梁 對戰敗的嘲弄 光明、隻果和英語 熟悉的新世界 出版狂潮 暢銷書與死後成名的英雄 女英雄與犧牲者 第三部　革命 第六章 新殖民主義革命 作為殖民總督的勝利者 對「猿人」的重新評價 專家與順從的畜群 第七章 擁抱革命 擁抱最高司令官 知識分子與悔恨共同體 草根的參與 改革的制度化 日常語言的民主化 第八章 實行革命 可愛的共產黨與激進化的勞動者 「紅旗的海洋」 取消自下而起的革命 第四部　民主

第九章 天皇制民主：楔人 心理戰與「天子」 淨化天皇 信函、照片與備忘錄 第十章 天皇制民主：從天而降的途葉 成為旁觀者 回到人間 剪不斷，理還亂 第十一章 天皇制民主：迴避責任 面臨退位 天皇的巡幸與「現人」 一個男人的《破碎之神》 第十二章 憲法的民主：GI-IQ起草新的國民憲章 為雌雄同體的生物變性 「明治男」們的難題 民眾對新國家憲章的積極性 SCAP的接管 GHQ的「憲法制定會議」 理想主義與文化帝國主義的考察 第十三章 憲法的民主：美國草案的日本化 「保守派的最後時機」 翻譯馬拉松 憲法草案的發布 水流走，河還在 民主的「日本化」 也許……放棄戰爭 對既成事實的反應 第十

四章 審閱的民主：新禁忌的管制 幽靈官僚機構 不容許的表達 淨化勝利者 電影管制 對政治左翼的壓制 第五部　罪行 第十五章 勝者的審判，敗者的審判 嚴厲的審判 展示性的審判東京審判 東京與紐倫堡 勝利者的審判及其批判 種族、權力與無力 敗者的審判：指名 第十六章 戰敗之後，如何告慰亡靈？ 獻給英靈的安魂曲 非理性、科學與「戰敗的責任」 懺悔之佛教與民族主義之懺悔 對暴行的反應 記住犯罪者，忘記他們的罪行 第六部　重建 第十七章 設計成長 「哦，出錯了！」 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 最尖端的經濟計劃 超出預期的發展與天助神佑 結語　遺產‧幻影‧希望 圖片提供者名單 索引 譯後記 序言 　

　日本作為現代國家的興起令人震驚：更迅猛、更無畏、更成功，然而最終也比任何人能夠想像的更瘋狂、更危險、更具有自我毀滅性。回想起來，這簡直就像是某種錯覺——一場九十三年的夢想，演變成了由美國軍艦引發和終結的噩夢。1853年，一支四艘軍艦的不起眼的美國艦隊（其中兩艘是蒸汽動力的「黑船」）抵達日本，強迫日本實行開放；1945年，一支龐大的、耀武揚威的美式「無敵艦隊」再次來臨，迫使日本關起大門。 　　當年美國海軍准將馬修•培里（Matthew Perry）抵達之時，日本不過是一個資源較為貧瘠的小國。二百年間，日本與外國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被封建幕府將軍所禁止。儘管在漫長的閉關鎖國期間，日本經濟在

商業化方面已經很是發達，但是日本並未發生工業化革命，在科學領域也沒有任何顯著的進展。縱使歐美人發現這些島民既具異國風情又聰明能幹，然而沒有誰會像拿破崙評價日本的鄰邦中國那樣評價它，前者因為廣袤的疆土、眾多的人口和數千年高度發達的文明，被譽為一頭「沉睡的雄獅」。 　　1868年，持不同政見的武士們驅逐了幕府將軍，建立了以天皇為首的新政府，而此前天皇一直是個高高在上、缺乏實權的角色。事實證明，他們新的民族國家進步很快，不僅學習現代和平時期的統治藝術，而且學習現代的戰爭技術，尤其善於領悟在一個帝國主義世界中的生存法則。正如19世紀80年代流行的一首日本歌曲的歌詞：「國家之間有法則，這是真的，但當時

機來臨，請記住，弱肉強食。」 當世界的大部分區域置於西方列強支配之下的時候，日本起而效仿西方諸國，並加入了他們的行列。1895年，日本帝國的陸海軍迫使中國俯首稱臣。日本在亞洲大陸取得的這一決定性勝利，使中國背負了沉重的賠款負擔，也加劇了從這頭「睡獅」身上割取外國租借地的狂潮。這就是西方人士津津樂道的「瓜分中國」。 　　戰爭為日本帝國帶來了第一塊殖民地——台灣島。十年後，在一系列代價高昂的陸地戰和一次大獲全勝的海上戰役之後，日本對沙皇俄國的勝利，則為它帶來了國際公認的在滿洲的合法地位，並鋪平了獲取朝鮮作為第二塊殖民地的道路。為籌措對朝戰爭的經費，日本在紐約和倫敦的貸款大增，而西方列強也對朝鮮愛

國志士的呼籲裝聾作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加入了同盟國的敵對方，侵奪了德國的在華利益，並成為凡爾賽和約的五大戰勝國之一。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勝利者們聚集一堂以懲辦德國並重整世界秩序。當時任何其他非白人的、非基督教的國家，都難以想像有資格忝列這種世界強國間的遊戲，並在如此高端的層次上產生影響力；誠然，也沒有人能夠預見到和平安定局面的土崩瓦解就在眼前，畢竟在當時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為了結束所有的戰爭而戰。 　　20世紀二三零年代，當世界陷入經濟蕭條和動盪恐慌中時，日本的領導者以越來越狂熱的對亞洲市場和資源的支配慾望，回應並加劇了這種混亂無序。「大日本帝國」的版圖像一灘污跡一樣蔓延開來（在日製地

圖上，日本帝國的版圖總是以紅色標示）：1931年接管滿洲，1937年全面發動對華戰爭，1941年，作為控制亞洲南部與太平洋地區戰略的一部分，襲擊了珍珠港。到1942年春天，日本帝國已處於版圖擴張的顛峰時期，像一個巨人凌駕於亞洲之上，一足根植於太平洋中部，一足則深入中國腹地，野心勃勃地向北一直染指到阿留申群島，向南則直取東南亞的那些西方殖民地。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大致環抱了荷屬東印度群島、法屬印度支那、英國殖民領地緬甸、馬來亞和香港，以及美國殖民地菲律賓，甚至號稱要進一步將印度、澳大利亞，甚至夏威夷納入囊中。歡呼天皇「聖戰」光榮和他忠誠的陸海軍勇士天下無敵的萬歲聲，在日本本土及海外的無數地方

響徹雲霄。詩人、僧侶和宣傳家們都齊聲頌揚「大和民族」的優秀與王道的神聖天命。 　　然而，「大東亞共榮圈」不過是一種狂想，日本人在太平洋戰爭頭半年的幸福幻覺不過是南柯一夢，很快就被自己「勝利的弊病」抵消殆盡。他們已經失去節制，在心理上和物質上都嚴重低估中國人民抗戰的生命力和資源，並從此陷入與美國的長期戰爭之中。同時他們已經成為自己的戰爭說辭的奴隸，為所謂「聖戰」疲於奔命，盲目信奉「要死於蒙受恥辱之前」，「戰死者的血債需血來償還」，「以天皇為核心的國體神聖不可侵犯」，「馬上就會有一場決定性的戰役扭轉局勢，擊敗『中國強盜』並且阻止『鬼畜美英』」等等。直到日本的失敗命運已經昭然若揭，它的領袖人物還在

盡全力說服天皇，堅持不考慮投降。他們已經冥頑不化，只能跌跌撞撞地一意孤行。 　　美國人以他們向來忽略歷史不易解釋的複雜之處的有趣習慣，對諸如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全球經濟的破壞等統統視而不見，聲稱是培里把魔鬼放出了瓶子，而那個魔鬼已經變成了一個鮮血浸透的怪物。從戰爭起初幾個月在中國的南京大屠殺，到太平洋戰爭末期的馬尼拉大屠殺，日本帝國的陸海軍士兵們留下了罄竹難書的殘忍與貪婪的斑斑劣跡。事實證明，這也導致了他們的自我毀滅：日本兵死於絕望的自殺式衝鋒，餓死在戰場上，為不當俘虜而殺死受傷的士兵，並在賽班島、沖繩等地殘殺自己的平民同胞。他們無望地看著燃燒彈燒毀他們的城市，卻一直在聽任他們的領袖喋喋不休

地瞎扯什麼「一億玉碎」的必要性。「大東亞共榮圈」最顯而易見的遺跡，只有死亡和毀滅。在中國一地，死者大約有1500萬。而日本也損失了近300萬人口，並失去了他們的整個日本帝國。 　　在這場可怕的風暴過後，日本進入了一種奇怪的隔離狀態。 　　它再次從世界舞台上隱退——不是自願地，而是在勝利者的命令之下；同時也不是孤獨的——像培里進入之前的時代那樣，而是被幽閉在美國征服者那近乎肉慾的擁抱之中。而且，時隔不久就顯現出，美國人既不能也不想放手。始於珍珠港襲擊，終於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後日本簽訂投降條約，日本和同盟國的這場戰爭持續了三年零八個月；而對戰敗國日本的占領，則開始於1945年8月，結束於19

52年4月，共計六年零八個月，時間幾乎是戰爭時期的兩倍。在被占領的年代，日本沒有國家主權也就沒有什麼外交關係。幾乎直到占領期結束，日本人不被允許出國旅行；未經占領者許可，進行任何主要的政治、行政或經濟上的決策都是不可能的；任何對美國政體的公開批評都是不容許的，縱然最終持不同政見者的聲音已經難以壓制。 　　起初，美國人強加於日本的是一整套徹底的非軍事化與民主化構想，從任何方面來講都是一種傲慢自大的理想主義的顯著表現——既自以為是，又異想天開。後來，當離開日本之前，他們又完全逆轉過來，與日本社會中的守舊勢力合作，重新武裝他們昔日的敵人，使之成為從屬的冷戰夥伴。儘管日本戰後最終以一個保守國家的面目

出現，然而和平與民主的理念已然在日本落地生根——不是作為假借的意識形態或強加的幻象，而是成為一種生命的體驗與牢牢掌握的契機。它們經由眾多的、經常是不協調的差異性聲音表達出來。 　　日美之間的這種關係是史無前例的，而戰後任何其他的經驗也無法真正與之相比。德國，日本從前的軸心國夥伴，在被占時期由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分而治之，缺乏像美國對日本進行單邊控制那樣高度集中的關注。而且德國逃脫了東京投降後的當權人物——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那救世主式的高漲的熱情。對於勝利者來說，占領戰敗的德國，也不能感受到在日本的異國情調，那完全是一種對異教徒的降伏。毫無疑問，在麥

克阿瑟將軍看來，是領受基督使命的白人拯救了「東方」社會。對日本的占領，是殖民主義者妄自尊大的「白人的義務」之最後的履行。  　　很難找到另外一個兩種文化交匯的歷史時刻，比這更強烈、更不可預知、更曖昧不明、更使人迷惑和令人興奮了。許多美國人，當他們到來的時候，做好了心理準備將面對狂熱的天皇崇拜者所帶來的不快。但當第一批全副武裝的美軍士兵登陸之時，歡呼的日本婦女向他們熱情召喚，而男人們鞠躬如也地殷勤詢問征服者的需求。他們發現自己不僅被優雅的贈儀和娛樂所包圍，也被禮貌的舉止所誘惑和吸引，大大超出了他們自身所察覺的程度。尤其是他們所遇到的日本民眾，厭倦戰爭、蔑視曾給自身帶來災難的軍國主義分子，同時幾

乎被這片被毀的土地上的現實困境所壓垮。事實證明，最重要的是，戰敗者既希望忘記過去又想要超越以往。 　　可以理解，戰後的頭幾年曾被肯定性地描述為日本的「美國式插曲」，或者按照否定的說法，那是一個不尋常的野蠻加強迫的「美國化」時期。無論何種描述，通常強調的是美國的意志強迫性地施加於一片異國的土地。是勝者而非敗者，對這一刻具有決定權。勝利者們獲得了關注的目光，正像他們開始控制戰爭主動權的時候一樣。在絕大多數場合，占領者與他們的構想總是至高無上，與此相反，被征服的國家卻被置於戰後分裂敵對的冷戰氛圍之中，顯而易見必須依照美式邏輯來討論問題。曾經強大的敵手變得渺小了，被打敗的人民成了新的世界舞台邊緣的影

子角色。 　　這樣的敘事並不使人感到意外。同盟國方面的勝利是如此巨大，從而使日本僅僅作為勝利果實被關注，這故事看起來似乎毫不費解。1945年8月底，當時仍然處於所謂「美國新紀元」的開幕階段。歷史以一種獨特的占領方式，帶著強制的、遠大的構想逼近了日本這片荒廢的、懺悔的土地，而世界正在朝著令人擔憂的新方向飛馳。關於這個被完全打敗的、意志消沉的國家，還有什麼比勝利者的占領更重要的事端值得一提呢？對記者們以及後來的歷史學家們而言，美國人將會對日本人做什麼，才是故事最引人入勝之處。直到近來，想像占領是一種雙方的「擁抱」仍然是困難的，而推測失敗者可能對勝利者和他們的構想產生過影響、「美國式插曲」可能加強

了而不是改變了戰敗國國內的趨勢，依然是困難的。對於外人來說，想要領會作為日本人生命體驗的戰敗和被占領，自然是十分不容易的事。 　　然而半個世紀過後，我們可以開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這個問題。滿目瘡痍的國土、顛沛流離的人民、衰亡沒落的帝國與支離破碎的夢想，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敘事之一。當然，我們從戰敗者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將會學到更多：不僅是悲慘、迷茫、悲觀和怨恨，還有希望、韌性、遠見與夢想。與大多數歷史論著、包括我個人早期的著述採取的研究方式有所不同，在下面的章節裡，我試圖「從內部」傳達一些對於日本戰敗經驗的認識，不僅僅是藉助於聚焦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更有賴於關注這一進程中最難以捕捉的現象——「

民眾意識」。 換句話說，我試圖通過還原社會各個階層民眾的聲音獲取一種認知，即：在一個毀滅的世界裡重新開始，到底意味著什麼。對日本人而言，直到1952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才真正結束，而戰爭年代、戰敗以及被占領時期，給親歷者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跡。無論這個國家後來變得多麼富裕，多年來，這些留存的記憶，已經成為他們思考國家歷史與個人價值觀的重要參照。 　　儘管我們總期望簡化研究對象和問題，但是除卻普遍的對戰爭的痛恨情緒而外，並沒有什麼純粹的或單一的「日本式」的戰敗反應。相反，使人著迷的正是這些反應如此五花八門、多姿多彩。這與華盛頓和倫敦那些「亞洲事務的老手們」所預期實在相去甚遠。他們固守著自己對於「東

方人」的成見，認為他們實質上是一群「順從的羔羊」。勝利者們抵達之時，懷揣概括「日本人個性」突出特徵的剪報，其中有些特徵觀察入微，而許多概括不過是漫畫而已。反過來，日本的情報部門也正拿著他們自己的「美國人性格」清單在守株待兔。 然而，他們雙方中的任何人也不曾料到，對於戰敗、從戰爭以及戰時管制中解放出來的反應，是如此千差萬別而又生機勃勃。由於戰敗如此徹底、投降如此地無條件、軍國主義分子如此地臭名昭著、「聖戰」給家庭帶來的不幸如此深具切膚之痛，重新開始，就不僅包括重建地面上的建築，而且意味著反思好的生活和好的社會到底意味著什麼。 　　在戰敗後的一段時期，處於社會最高層的許多人士，並未表現出對社會公

益的任何熱忱。取而代之，他們將注意力集中於如何通過大規模掠奪囤積軍用儲備和公眾資源使自己發財致富。充斥戰時宣傳與行動的有關種族及社會團結的秘訣，似乎一夜之間消失殆盡。警探們對於這種猖狂聚斂個人財富的奇觀痛心疾首（當然不是在他們自己受賄和斂財的時候），而普通百姓也對昔日領導者和同胞們的腐敗墮落深表厭惡。甚至早在勝利者進入日本之前，戰敗的心理，就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所思所為。 　　正是在這種變動不安的氛圍中，美國人開始著手拆除帝制政府的統治壓迫。新的空白留待被征服者們自己動手填補，而他們也往往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加以完成。對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構想的支持之眾，超乎美國人的想像，而新興的勞工運動也爆

發出了驚人的活力。中層官僚成為重大改革的倡導者。妓女和黑市商販創造了獨特的、顛覆舊習的戰敗文化。出版界的反應則是對文字的如饑似渴：出現了從廉價劣質讀物到銳意批判的書刊，乃至大批西方譯著等全方位的出版物。「愛」、「文化」等音義複合的新概念，成為街談巷議的對象，而形容詞「新的」，幾乎被混亂地用於修飾每個觸目所及的詞彙。私人情誼，取代了舊的國家對公眾道德的強制命令。頹廢派的藝術鑒賞家應運而生，成為廣受歡迎的、對戰時所謂「健全」文藝潮流的批判者。新的英雄被發現和神化，新的名人迅速獲得大眾文化的愛戴。以救世主自居的各種宗教大繁榮，而王位的覬覦者也出現了。成千上萬的普通人，在團體集會上、在給刊物的來稿中，

或是像雪片般飛來的寫給占領軍當局的通信中，大膽表述自己的見解。數千萬人發現自己正渴望著像他們的美國領主那樣，理所當然地享受富足的物質生活。 　　這一切混亂不堪。這一切也充滿活力並且釋放壓抑。在最初的數年間，即使共產主義者也會發現，很容易將占領軍當作「解放軍」來看待。然而，就像戰敗的日本人的活力被低估一樣，占領者的「美國化」實質，也通常被過分簡單化了。戰勝者引入的改革，對於日美兩國來說都是不合時宜的。它們反應出被美國的新政姿態、以勞工運動為基礎的社會改良主義與權利法案的理想主義所嚴重浸染的構想，而這種傾向在美國本土正處於被否定或者受忽視的過程之中。此種構想從未被引入美國在亞洲的其他占領區域，譬

如南朝鮮、日本本土南端的沖繩以及琉球群島。在那些地方，嚴酷的戰略考慮占了上風。此外，即便是在早期最富於理想主義色彩的階段，占領者的「美國化」也是矛盾分歧的。而且這種「民主化」的構想，即便是在獨裁統治嚴重的美國國內提出，看來也過於極端。 　　我們通常認為，1945年8月，是區分軍國主義的日本與一個新的民主國家的標誌。這一時刻是一個分水嶺，但是日本從20世紀30年代直到1952年，持續處於徹底的軍事政體統治之下也是事實。儘管可以更寬宏大量些，但是麥克阿瑟將軍和他的司令部，就像是新殖民主義的霸主統治著他們的新領地。如同天皇及其臣僚們過去所做的那樣，他們絲毫未受到挑戰或是批判。他們集中體現了所謂的等

級制度——不僅是對被戰敗的敵人，而且甚至是在他們自己嚴格的等級體制內部，同時還遵循著所謂白人的規則。占領方式一個最致命的問題是，受日本帝國掠奪迫害最為災難深重的各國人民——中國人、朝鮮人、印度尼西亞人和菲律賓人，在這塊戰敗的土地上，既不會被認真對待，也沒有任何有影響力的存在。他們成了隱形人。亞洲各國為打敗日本天皇的陸海軍所做出的貢獻，由於對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勝利的強烈關注而被忽略不計。按照同樣的邏輯，日本在殖民和戰爭中對亞洲人民犯下的罪行，就更容易被拋諸腦後了。 　　由於勝利者不具有語言或文化上的溝通途徑進入戰敗者的社會，他們除了通過現存的政府機關實行「間接統治」之外別無選擇。這是不可避

免的。然而真正實施起來，這種間接統治導致了某些不和諧的發展。實際上，麥克阿瑟將軍的「垂簾聽政」，依賴於日本的官僚機構貫徹指令，從而產生了一個雙層的官僚體系。當美國人離去之時，本國的官僚集團延續下來，甚至比戰時還要強大。為了意識形態目的，麥克阿瑟也選擇了依靠裕仁天皇，而在天皇的名義之下，整個亞洲都曾被野蠻踐踏。麥克阿瑟甚至走得更遠，他私下勸阻了天皇裕仁身邊的隨員要求天皇退位的質詢，而且公開讚揚天皇裕仁是新民主的領導者。 　　麥克阿瑟將軍及其親密助手，果斷決定為天皇免除所有的戰爭責任，甚至免除了允許以他的名義發動殘暴戰爭的道義責任，這種美國人的保皇主義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天皇對其國家的侵略行為的積

極作用，是無法被忽略的，儘管占領者阻止了對此進行的嚴肅調查。無論如何，天皇的道義責任是無法推卸的，而美國人選擇不是忽略而是否認這一點，近乎是將整個「戰爭責任」問題變成了一個笑話。假使一個以其名義處理日本帝國外交和軍政長達二十年之久的人，都不為發動和領導這場戰爭負起應有責任的話，那麼，還怎麼能指望普通老百姓費心思量這些事情，或者嚴肅地思考他們自己的個人責任呢？ 　　這樣的決定與行為衍生的後果不勝枚舉。勝利者自身的做法，導致了這種自相矛盾的處置方法的制度化，例如所謂「官僚制民主」與「天皇制民主」的產生。同時，與對待天皇的諂媚態度相一致，同盟國對一小撮犯下戰爭罪行的日本高層軍事、文職領導人，也採取

了奇妙的處理方式，由在東京的勝利者們進行了一場作秀式的審判。此舉強烈助長了一種大眾傾向：無視大和民族在領土擴張與國家安全的狂熱追求之下，對其他國家和民族所犯下的罪行。占領期過後，外國人將這些情形作為日本具有某種傾向性的證據，他們暗示說，戰勝者理想主義的構想在這些領域失敗了。事實上，這些現象儘管特殊，卻是由日美兩國共同作用產生的。許多今日日本社會的核心問題——其民主的本質、民眾關於反戰主義與重整軍備的強烈情緒、戰爭被記憶和遺忘的方式——都得自戰勝者和戰敗者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 　　對許多日本人而言，倘加以回顧，緊隨戰敗之後的那幾年，的確構成了一個不同尋常的混亂而充滿生機的年代。當時，對美國式政

治模式的採納，看上去似乎比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更有希望，至少人們可以夢想未來日本將會在國際上占據一席之地，而不是在美國的核保護傘下悄悄地重新進行軍備擴張。往日的苦難往往能勾起回憶，而有時懷舊的感傷會使回憶變得甜蜜。近些年來，這種個人記憶被日本國內絲毫未有衰退跡象的出版熱潮所支撐。書籍、文章、期刊專號，持續不斷地從任意可能性的角度言說戰敗與占領時期的經歷，形式包括政策文件輯錄、全方位開掘的學術研究、日記、回憶錄、信件、新聞記錄、照片以至逐日的紀事年表。許多戰後時期成名的社會名流現在才剛剛謝世；而他們每一位的離去，往往會喚起對那個年代尖銳痛楚的記憶，雖然漸行漸遠，卻仍然與現實息息相關。試圖掌握和分享

這些是一項令人畏懼的任務，大致說來，是因為總有如此之多可以講述，當然也有如此之多可供學習。 　　日本的某些特質使人們樂於封閉地看待它，而戰後的密閉空間，也極易使人將其誇張地視為「典型的」獨特的日本經驗。不僅是外來者傾向於孤立和隔離日本的經驗，其實沒有人比日本國內的文化本質主義者和新民族主義者，對國民性與民族經驗假定的獨特性更為盲目崇拜了。甚至是在剛剛過去的20世紀80年代，當日本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的主宰出現時，也是其「日本」經驗的獨特性，在日本國內外吸引了最多的注意。儘管所有的族群和文化都會通過強調差異區分自我、也被他者所區分，但是當論及日本的時候，這種傾向被發揮到了極致。 　　當然，戰敗後

的幾年，確乎構成了一個逾常的歷史時刻。然而，正像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經描述過的宗教體驗那樣，在極端的困境中往往才能最好地暴露事物的本質。我發現了有關這整個國家重新起步的不尋常經歷的確切細節和脈絡，但是它們打動我，並非由於它們是外國的、充滿異國情調的，甚至也不是作為日本歷史或者日美關係中有教益的插曲而使我動心。相反，在我看來最吸引人的卻是，戰敗與被占領迫使日本人盡全力去奮鬥，以異常艱苦的方式來解決最基本的人生問題，並由此反映出令人矚目的人性的、易犯錯誤的、甚至往往是充滿矛盾掙扎的行為方式。而這些能夠告訴我們有關我們自身與我們這個世界的許多普遍訊息。 　　例如，絕大多數日

本人能夠輕易拋棄十五年之久的極端的軍國主義教化，這為我們在20世紀的其他極權主義政體崩潰中所看到的社會化的限制與意識形態的脆弱提供了教訓。（眾多王室被推翻而日本君主政體屹立不倒，在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這本身就是一個富於啟示意義的題材。）再譬如美國的越戰老兵，如果了解到天皇的士兵戰敗歸國後是如何努力向普遍遭遇的鄙夷蔑視讓步的話，一定會感到一種熟悉的震驚。同樣，對自身苦難先入為主的成見，使得絕大多數日本人忽視了他們對他人造成的傷害。這一事實有助於闡明，受害者意識是通過何種方式扭曲了集團和族群為自身建構起來的身份認同。對於戰爭罪惡的歷史健忘症，在日本自有其特定的形式，但是將之置於一個更為廣闊的、有關

群體記憶與神話製造的背景中來進行觀照，其記憶和遺忘的模式則更加寓意深長。近年來，這些問題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廣泛關注。在戰敗與戰後重建的混亂環境裡，「責任」常常被提及，因而這並非只是日本這個島國所關心的問題。 　　當日本人在他們的歷史中仔細搜求，以便為他們的「新」情況作參照的時候，譬如本土的民主政治基礎、有原則地反抗軍國主義的事例，或者固有的懺悔和贖罪的表示等等，他們提出的例證自然是千真萬確。然而他們所做的，不過是任何人在面對創傷性的巨變時都會去做的。他們在發現——如果需要，甚至發明——某些可以依賴的熟悉的經驗。日常語言本身就是一座橋梁，使許多人不必完全經歷心理混亂，就能夠由戰爭狀態跨越到和平的

彼岸。因為許多戰時的神聖詞彙、標語口號，甚至是流行小說，在戰後被證明可以完美地適應全新的闡釋或者指代完全不同的客體。再者，將熟悉的語彙賦予新的意義，也是人們將實實在在的變化合理化與合法化的一種方式。 　　當然，人還可以由這些「橋梁」走回去，重蹈過去的覆轍。在當今的日本，新的民族主義者的叫喊甚囂塵上，他們中最狂熱的分子，也恰好瞄準了我們這裡所討論的年代。他們將日本戰敗後的美軍占領時期，描述為一個壓倒性的恥辱時期，當時真正自由的選擇被壓制，而外國模式被強加於日本人民頭上。我個人對於那個時代的活力以及日本在戰後思想意識形成中的推動力的估計，則更為積極一些（儘管留有餘地）。真正重要的，是看此後日本人

如何對待自己的戰敗經歷。半個世紀以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始終如一地將其作為檢驗信守「和平與民主」承諾的準繩。「和平與民主」，是戰後日本最偉大的祈禱語。「和平與民主」，也是今天的人們各自塞進迥乎不同的意圖，並且持續爭論下去的護身符式的口號；而在邁向「和平與民主」的奮鬥中，無論觀念論爭，還是沉重的歷史記憶，都不是日本所獨有的。

待 罪 羔羊 歌詞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韓德爾神劇《彌賽亞》選曲〈你們要安慰，我的百姓〉和〈一切山窪都要填滿〉之分析與詮釋報告

為了解決待 罪 羔羊 歌詞的問題，作者潘絃融 這樣論述：

西元1711-1741年期間，身為德國人的韓德爾，在英國大量推廣歌劇，由於作品生動、有變化，又頗合英國人的口味，到了1741年時總共完成並演出了41齣歌劇、9部神劇。但他輝煌的歌劇聲譽從1735 年開始走下坡，歌劇創作似乎已到了「江郎才盡」的地步。1741年 8月22日，韓德爾開始為查爾斯•詹寧斯撰寫的《彌賽亞》劇本譜曲，據說他幾乎足不出戶直至9月14日，不眠不休地沉浸在狂熱的靈感中，完成了《彌賽亞》這部作品。1742年，在復活節前一週，《彌賽亞》在愛爾蘭首都都柏林首演。《彌賽亞》共五十三首樂曲，劇本《彌賽亞》共五十三節（亦有一版本為五十八節），內容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描述待降和聖誕的奧

祕，大半取自以賽亞書和瑪拉基書兩本先知書，以及路加福音的敘述。第二部分則默想救世主降臨人間的深意、基督代罪羔羊的苦難和祂光榮的復活。結尾是最著名的〈哈利路亞〉。第三部分最短，宗教性也最強，採一連串的默想，述說救主戰勝死亡及最終的審判，預告救世主在未來的拯救，眾人都將復活，在〈阿們〉的頌讚中結束全劇。

紫禁城的落日：大清帝國覆滅的真相

為了解決待 罪 羔羊 歌詞的問題，作者金滿樓 這樣論述：

城牆內的權謀悲歡，城牆外的戰爭無奈， 走過輝煌繽紛的歲月，一步步拼湊出晚清的衰亡軌跡。   　　春秋代序，花謝花開。走過康雍乾盛世，在鴉片戰爭前，滿清帝國素以「天朝」自居，睥睨諸國。但一個如此孤傲絕倫的富麗王朝，最後何以抵擋不住時代的潮流，步入歷史的塵埃？   　　晚清末年烽火四起，戰爭的失敗，讓中國無法再閉關自守，成為列強侵略的目標。不僅外國虎視眈眈，無數的割地賠款蜂擁而來，內部的動亂也讓清朝疲於奔命，太平天國、義和團之亂更是在晚清動盪政局中寫下重重的一筆。   　　細讀失落而褪色的帝國滄桑，勾勒出大清帝國由盛而衰的歷史脈絡，鴉片烽火、甲午海戰、維新變法、八國聯軍……那些盤根錯節卻又彼此相連

的關係，早已隱喻紫禁城最終走向頹敗的命運。 作者簡介 金滿樓 　　原名金松，生於上世紀70年代，現居上海。本為歷史系，後修法學碩士，現為獨立作家與民間研究者；近年來專注於晚清民國史的通俗寫作，2007年後陸續出版《晚清帝國回憶錄》、《女人當國》等作品。 序言 前奏：馬戛爾尼訪華的不愉快之旅 一、鴉片戰爭：突如其來的不對稱戰爭 二、天京事變：權力再分配，兄弟大火拼 三、權力平衡：咸豐臨終安排的大漏洞 四、辛酉政變：於無聲處聽驚雷 五、和為上策：《中法新約》並非「不敗而敗」 六、並非偶然：維新變法為何說垮就垮？ 七、己亥建儲：觸發事變的宮廷禍端 八、禮儀之爭：教會為啥惹

人厭 九、勾心鬥角：庚子年的外國公使面面觀 十、上諭問題：外國公使為何苦苦相逼？ 十一、非常事件：西摩爾聯軍強行進京與公使遇戕 十二、使館之圍：慈禧太后對列強宣戰未必成立 十三、趁火打劫：俄國入侵東三省 十四、光怪陸離：義和拳的眾生態 十五、喪心病狂：八國聯軍的殺戮、掠奪與報復 十六、懲辦禍首：庚子國變後的替罪羔羊 十七、庚子賠款：一筆難以算清的心酸帳 十八、另闢蹊徑：從落第秀才到朝鮮監國 十九、財政問題：清末新政是本難念的經 二十、出乎意料：廢除科舉為何波瀾不驚 二十一、半新半舊：清末新政中的機構大調整 二十二、出師不利：炸彈為何扔向憲政考察大臣 二十三、漂洋出海：五大臣向各國取經 二十四、

明爭暗鬥：責任內閣背後的較量 二十五、丁未政潮：好人未必好官 二十六、迷霧重重：光緒真是慈禧謀殺的嗎 二十七、時代背影：慈禧太后的一生也不容易 二十八、爭權奪利：載灃為何沒能挽救清朝 二十九、憲政末路：國會大請願與皇族內閣 三十、利益糾葛：保路運動不太平 三十一、偶然必然：小排長葬送了大清朝 三十二、政權軟化：東南互保與清廷的分崩離析 前言 　　在中西方的海上新航路開闢之前，世界上的大國都是孤獨的，它們在彼此的勢力範圍中享受著傲視群雄的榮耀，孤傲而不喜歡被打攪，古老的中國便是其中之一。但歷史終究是歷史，它並不會為哪個國家或者民族而停留……你想要的，未必能得到；你不想要的，它未必會不來。

　　1792年9月26日，當法國大革命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樸資茅斯港卻一片歡騰。英國的「獅子」號、「印度斯坦」號戰艦和一艘小型護衛艦「豺狼」號，在早潮時起錨了。它們的目標，不是法國，而是遙遠的中國。 　　在擁有六十四門火炮的「獅子」號船頭，艦隊的首領馬戛爾尼望著茫茫大海，深深地呼吸著海上的空氣。此時的他，肩負著英王賦予的神聖使命：為英國商業打開中國的大門。這個使團規模龐大，光正式人員就有近百人，包括外交官、青年貴族、學者、醫師、畫家、樂師、技師和僕役等，如果算上水手和士兵，整個艦隊有將近七百人。令人歎為觀止的是，英國從來沒有派出過如此龐大的使團，整個歐洲也從來沒有。 　　在世界的另一

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特派員早已提前把一封預約函交給了駐廣州的兩廣總督。英國人在信中提示：「英王陛下為了增進兩個朝廷間的友好往來，為了發展於兩國都有利的貿易關係，決定派遣馬戛爾尼勳爵為全權特使赴北京訪問。」當中國方面接到這封信時，也幾乎是在馬戛爾尼使團出發的時候。 　　商業拉近了世界的距離，產業的升級換代更是讓地球日漸縮小，原本支離破碎的地區版圖，在歐洲探險家、傳教士和商人數百年的努力下，最終在商業利益和權力欲望的整合下產生了強勁的紐帶聯結。 　　18世紀歐洲工業革命開始後，在重商主義的思潮影響下，各國對通商貿易都寄予厚望。在對中國的貿易中，英國雖然已迅速超過葡萄牙而位列首位，但英國國王對當

時的中英關係並不滿意，此次派馬戛爾尼前往中國，就是希望跟中國建立新的外交關係，並達成下列協議： 　　一、英國派遣駐中國使節。 　　二、准許英國在舟山和天津進行貿易，並仿效澳門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個小島，供商人居留和存放貨物。 　　三、允許駐在澳門的英國商人居住廣州。 　　四、英國商品在中國內河運送時，爭取免稅或減稅。 　　準確地說，馬戛爾尼是當時英國派往中國並常駐北京的首位大使。但很可惜的是，英國人的這個願望，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由英法聯軍打敗清王朝後才得以實現，這離馬戛爾尼訪華已經是近七十年後的事情了。 　　馬戛爾尼絕非等閒之輩。1757年秋，二十歲的馬戛爾尼到倫敦完成律師實習

。1764年，他被封為貴族，隨即被派到俄國談判貿易條約。出發前，當外交大臣葛籣維爾建議他帶上1651年航海條例的複本時，他驕傲地回答道：「為避免增加負擔，我把它全背下來了。」這樣，他當上了談判特使。 　　1775年，馬戛爾尼成了英屬加勒比地區的總督。同年，美國獨立戰爭爆發，法國人站在美國人的一邊，共同打擊英國人。1779年6月，當法國海軍上將德斯坦率領二十五艘戰列艦、十二艘三桅戰艦和六千五百名士兵出現在格林伍德的海面上時，馬戛爾尼只有可憐的二十四門炮和三百名志願兵迎戰。剛一交戰，馬戛爾尼的兵力就死傷過半，他自己也當了法國人的俘虜。 　　還算幸運的是，1779年11月英法兩國交換戰俘，馬戛爾

尼便回到了倫敦，隨後又被派到印度擔任馬德拉斯總督。任職六年後，馬戛爾尼以為印度總督非他莫屬，但由於他當時只是愛爾蘭的男爵，在大臣們眼裡，印度總督的要求對馬戛爾尼來說似乎過高了，因此他最終未能如願。 　　不過，馬戛爾尼隨後又有了新任務，國王喬治三世把他派往遙遠的中國，去為大英帝國開闢新的市場。馬戛爾尼的助手喬治．斯當東，也是長年跟隨他的外交老手，如果馬戛爾尼發生意外的話，將由喬治．斯當東領導使團去繼續完成。值得一提的是，斯當東的十三歲兒子，湯瑪斯．斯當東，也跟隨使團前往中國，並在後來的外交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算是此次遠航的意外收穫吧。 　　當時船上還有四名中國傳教士，李神父、周神父、安

神父與王神父，他們在義大利教廷完成學習後搭順風船回國。因此，小斯當東有了很好的機會學習中文，後來的很多照會檔還都是出自於這位小朋友之手呢。成年後的湯瑪斯．斯當東作為東印度公司的專員長駐在廣州（1798—1816年），並用十年的時間翻譯了《大清律例》，這也是第一本直接從中文譯成英文的著作。後來，湯瑪斯．斯當東不僅成了當時中英關係的專家，而且還是一位知名的漢學家。 　　面對浩瀚的大海，馬戛爾尼意氣風發。在伊莉莎白一世時代，沃爾特．雷利爵士就曾說過：「左右商業的人左右世界的財富，因此也就控制了世界。」當時，所有的英國人像下面的歌詞一樣夢想飛揚： 　　「統治吧，英國，英國，統治那浩浩的浪波。」

　　八百萬英國人既然「統治了大海」，他們也就相信，這次前往中國一定會有不小的收穫。不過，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代理人卻不這麼認為：「中國政府對外國人一概蔑視，它對外國實力的無知使它過分地相信自己的強大。它認為派遣使團只是一種效忠的表示。」 　　長途的航行也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順利，在快到好望角之前，氣候變得極為惡劣，「豺狼」號一度失去了聯繫，一直到進入亞洲海域，艦隊才得以重新會合。更要命的是，船上疾病的流行導致不少船員中途喪命，他們的屍體和靈魂也都只能永遠地沉入途經的深藍大海。 　　這個龐大的使團帶來了眾多的禮品。英國人想把他們最新的發明介紹給中國，如蒸汽機、棉紡機、梳理機、織布機，並猜想准會讓

中國人感到驚奇而高興。英王還特意贈送了當時英國規模最大並裝備有一百一十門大口徑火炮的「君主號」戰艦模型。也許，他們想暗示六十四門火炮的「獅子」號在英國強大的海軍艦隊裡是那麼地微不足道。 　　英國人在禮單中還專門提及了「榴彈炮」、「迫擊炮」以及手提武器如卡賓槍、步槍、連發手槍，他們想，這些東西可能會引起中國軍官們的興趣。但後來讓英國人大失所望的是，天朝的大臣絕大多數都是文人出身，他們對此不感興趣。在他們看來，這些洋人的東西，不過是些無用的奇技淫巧罷了。 　　英國使團還帶去了一些精美的儀器。如當時天文學和機械學的最佳結合產品—天體運行儀。這個儀器代表了整個宇宙，它能夠準確地模仿太陽是天體的各種

運動，如月球繞地球的運行、太陽的軌道、帶四顆衛星的木星、帶光圈及衛星的土星等。另外，還有一個地球儀，上面標有各大洲、海洋和島嶼，可以看到各國的國土、首都以及大的山脈，並畫出了所有這些遠航的航海路線。 　　由於語言不通，解釋這些儀器的名稱很傷腦筋。所有的照會檔和禮品，必須符合天朝的語言，以便中國的皇帝能夠理解。譬如天體運行儀，就巧妙地寫成了「天文地理音樂鐘」。幸虧當時還有個小斯當東，經過半年多的中文速成訓練，他已能湊合著寫漢字了。當時照會檔的翻譯與謄寫，實在是出奇的複雜：羅神父不懂英文，必須首先從英文譯成拉丁文，然後再譯成普通中文，並改為天朝的官方語言，而最後的謄寫工作，往往就靠這個孩子來完成

了。 　　問題還不僅僅是語言。二十年之後，湯瑪斯．斯當東這樣總結英國使團的不妙處境：「這個龐大的帝國過分相信自己的智力資源，所以不願和歐洲各國建立關係，它幅員遼闊，別人無法強制它，它從不容許與西方發生任何關係。」 　　中國人並非一貫封閉，他們也喜歡貿易，特別是沿海居民。他們從海上貿易中討生活，無非是謀求提高生活水準。但歷代統治者不這麼認為，稍有風吹草動，往往就禁海鎖國。譬如元世祖忽必烈在消滅南宋後不久，便於1292年下令「禁兩浙、廣東、福建商賈航海者」，明清兩朝的大多數時間裡也是堅持類似的禁令。 　　但禁令有時候也未必能壓抑人的本性。事實上，一些廣東和福建人很早便僑居東南亞，也可以說是國

人最早的殖民主義事蹟，譬如鄭和下西洋的時候，就遇到有不少的中國人在海外謀生（其中還有部分人是在元末與朱元璋爭雄失敗的豪強們）。當英國使團經過巴達維亞（雅加達）的時候，發現中國人已經在這個荷蘭的殖民地從事著各種職業，如辦事員、經紀人、零售商、佃農、耕種者或僕人等，甚至連種植甘蔗這種給黑奴幹的活都幹，他們之中也有許多人做大買賣發了財。 　　中國人數量的劇增和取得的成功讓荷蘭人感到恐懼。1740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聽到反叛的傳聞後對中國人進行了一場大屠殺，大約有二萬到三萬中國人因此喪生。荷蘭害怕中國皇帝會對其在廣州的荷蘭人進行報復，於是派了使團前往中國說明事由，並為此道歉。 　　令他們意想不到的是

，中國皇帝竟然毫不介意地答覆說：「我對於這些遠離祖國貪圖發財，捨棄自己祖宗墳墓的不肖臣民，並無絲毫的關懷！」 　　這個皇帝就是乾隆。 　　馬戛爾尼來中國的那年，乾隆帝已經八十歲了—中國的官員都認為英國人是給皇上賀壽來了。 　　1793年6月19日，在出發九個月之後，英國人終於來到了中國的海面。他們在澳門停泊數日後，便北上天津，前往覲見中國的皇帝。但讓英國人不快的是，剛一上岸，他們的隊伍便被中國官員不由分說地插上幾面彩旗，上面用中文寫著幾個大字：「英吉利貢使」。無論在旗上還是禮品清單上，中國官員都把「禮物」改成「貢物」。在天朝，給皇帝送禮從來都叫作「貢」。 　　馬戛爾尼並不認為自己是臨時

的貢使，他是作為英國首任常駐大使派往中國的。但中國人從一開始就不接受這種區分，和對其他國家的使團一樣，他們對英國人採用的是同樣的措詞和禮儀。 　　問題很快又來了。中國的接待官員發現英國人不肯向皇帝下跪叩頭，要知道，其他國家的貢使和傳教士以前都是下跪的。但這次是馬戛爾尼。無論是他本國的禮節習俗，還是他的資歷性格，都決定了他不會向中國的皇帝下跪叩頭。要知道，即使在英國國王面前，馬戛爾尼也只是行單膝下跪禮，只有在上帝的面前，他才會雙膝下跪。他聲稱，自己決不對別國君主施高過於自己國君的禮節。 　　乾隆帝聽到後很不高興，但英國人不遠萬里前來，他還是格外恩准了馬戛爾尼只單膝下跪的要求。在形式上，馬戛爾

尼好像取得了勝利，但也為這次外交失敗埋下了伏筆，雖然他似乎沒有意識到這點。英國人認為特使單腿下跪是對大國皇帝表示尊重的合適方法，但在中國人眼裡，這是一種表示臣服的粗野方式。 　　西方文化和天朝文明的衝突，在禮節問題上展現無遺。 　　英國人被安排在大喜日子去謁見皇帝，不過，這個慶典不是為他們，而是為乾隆帝準備的，英國人和其他貢使一樣，不過是給節目增加點異國風味罷了。那天的拂曉三點鐘，在清朝接待官員的催促下，馬戛爾尼和他的隨行人員身著禮服向皇宮出發。英國人在一片漆黑中走了四公里多的路，據當時隨行人員的描述：「隊伍亂成一片，一些狗、豬和驢竟混入到我們的隊伍中來了—中國的動物都是夜中之王。」 　

　四點左右，英國人終於來到燈火輝煌的宮殿前，但他們的隊伍已亂成一團。上千名的天朝官員、各國貢使和僕役，在無邊的黑暗中等待皇帝的到來。英國人第一次見識到中國的早朝制度，幸好周圍看不太清楚，倒沒有太多的人注意到英國人的狼狽。在燈籠的微弱燈光下，英國人趕忙整理自己的衣服，免得自己過於失態。 　　在靜靜地等待中，天色漸亮，曙光出現，皇帝來了！全體人員呼喇喇地跪下，英國人也照樣做了，但只是單腿下跪。當大家在叩頭時，英國人只是低下頭；大家抬起身子，英國人也抬起了頭。當大家又重新趴下時，英國人又低頭；大家站起來時，他們也就站了起來。 　　瞧，多麼醒目的一群人！在皇帝的眼中，這群人是多麼的無禮，大家下跪叩

頭的時候，他們居然比周圍的人高出許多！ 　　隨後，馬戛爾尼向天朝的皇帝呈遞了英王的信，並送了幾隻西洋錶作為禮品。皇帝回贈了大使一件雕刻得十分精緻的蛇紋石禮品。接著，斯當東父子上前向皇帝致禮，乾隆帝也贈給斯當東先生一塊與大使一樣的玉石。皇帝對小斯當東很感興趣，於是把小朋友召了過去，並解下他身上的一隻黃色荷包，送給了這可愛的小朋友。 　　想必乾隆帝已經知道小斯當東會講中文，很想親耳聽聽，於是小斯當東用中文感謝了皇帝送的禮品。看來，在乾隆帝的眼中，小斯當東比那些討厭的英國大人懂禮貌多了。 　　覲見後，乾隆帝命大臣陪英國使團參觀行宮。英國人看到園內的樓裡都放著西洋的玩具、掛鐘和地球儀，感到十分掃

興，因為這些東西讓他們的禮品頓時黯然失色。陪同馬戛爾尼遊覽的官員還告訴他，比起圓明園內西洋珍寶館收藏的東西，這些都算不了什麼。英國人一陣尷尬的沉默，中國居然到處是英國人引以為榮的禮品物件。 　　不過英國人隨後也扳回了一局。馬戛爾尼發現了一些英國製造的音樂盒，一些考克斯博物館的藏品。福康安見馬戛爾尼對此興趣盎然，以為他從未見過這類東西。福大人於是傲慢地問，英國是否也有這些東西，但當他聽說這些東西就是從英國運入的時候，也感到十分掃興。 　　由於福康安的顯赫地位，馬戛爾尼想獲得他的好感，於是邀請他觀看英國使團警衛準備已久的操練，但被福康安拒絕了，他對此毫無興趣。馬戛爾尼在當天的筆記裡記道：「真蠢

！他一生中從未見過連發槍，中國軍隊還在用火繩引爆的槍。」後來馬戛爾尼穿越中國本土前往廣州時，他看出那些寬衣大袖的國防軍，並沒有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拋棄了的刀槍弓箭之類落伍的武器。 　　半個世紀之後，鴉片戰爭爆發了，天朝的武器設備看來並沒有什麼大的改觀。 　　英國人其他引以為傲的軍事技術也沒有得到展示的機會。回北京後，英國人曾想表演試射炮彈，但他們的炮兵很快被打發回來了，中國人告訴英國人，他們懂得發射技術。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時候，英國人驚奇地發現，這些大炮與炮彈都完好無損地擺放在那裡，從未被使用過。於是這些「英國製」物件在被冷落了半個多世紀後，又被重新運回了

它們的故鄉。 　　在中國期間，天朝並沒有對英國使團進行特別優待，相反，因為禮節問題—英國人竟然不給皇上叩頭—增加了乾隆帝對英國人的惡感。英國人根本沒有受到他們想像中的歡迎，相反，卻是天朝接待官員在熱情和禮貌下的極度厭煩和戒備，因為有人還因為禮節問題丟了官。清朝最終取消外國使節的叩拜禮，那已是1873年的事了。 　　馬戛爾尼後來再也沒有機會和乾隆帝見面，他們的外交請求也只得到了皇帝黃色詔書的回應，僅此而已。正如馬戛爾尼的隨員安德遜所說的：「我們的整個故事只有三句話：我們進入北京時像乞丐，在那裡居留時像囚犯，離開時則像小偷。」 　　這些狀況的形成，是當時天朝文化的必然體現。用乾隆帝的話來說就

是：「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綢，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但這並不是乾隆爺的發明，明代已經有此說法：「中國之物自足於用，而外國不可無中國之物。」 　　狂妄的英國人在傲慢的天朝人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懊喪之餘，英國人只好灰溜溜地離開北京前往廣州，他們的艦隊在那裡等待多時了。乾隆帝為了讓英國人見識一下天朝的地大物博，特安排馬戛爾尼一行人由陸路返回廣州。但臨走之前，乾隆帝有點不放心，於是他下了一道密詔給沿途接待的官員：「英吉利夷性狡詐，此時未遂所欲，或至尋釁滋事，固宜先事防範。但該國遠隔重洋，即使妄滋事端，尚在二三年之後。

況該貢使等目觀天朝法制森嚴，營伍整肅，亦斷不敢遽萌他意。此時惟當於各海口留心督飭，嚴密巡防。」 　　英國人一路南行都有天朝的官員陪同，在經過艱難的跋涉並領略了天朝的人文地理後，他們終於見到了等待已久的「獅子」號與「印度斯坦」號，戰艦鳴十九響禮炮，迎接他們的歸來。 　　對馬戛爾尼來說，這實在是一次極其失敗的出使。但他在南下的過程中，卻發現清政府的貪污腐敗已是病入膏肓。譬如乾隆帝批准給使團的招待費，當時算是一個駭人的鉅款(每天五千兩白銀)，但大多數已被經手的官員克扣中飽。在馬戛爾尼來看來，大清帝國只不過是一艘外強中乾的「破船」罷了。 　英國人還不甘心，但後來的遭遇還要更糟糕。1816年6月底

，阿美士德勳爵再次率領使團來到中國。這次，我們前面提到的小斯當東已經長大，並和他的父親一樣，已經當上使團的副使。但他們遇到的，卻是父輩們同樣的問題。 　　覲見前，中國的大臣勸阿美士德屈從同意叩頭，但被阿美士德拒絕了。隨後發生了一場混亂，中國人和英國人展開了一場混戰，有人推，有人拽，到處喊成一片，要把英國人拉去見皇上。阿美士德等人抵擋著，抗議對使節動武。他的抵抗被彙報上去，結果嘉慶皇帝龍顏大怒，命令英國人立刻滾出北京。 　　也許，阿美士德被趕走的遭遇使英國意識到，靠談判的方法，無法改變天朝的外交方式和加到英國商人身上不平等的待遇，除了談判，其他的方法也必須試一下。 　　後來，倒是當時已經成

為聖赫勒拿島的「長住居民」的拿破崙說了幾句公道話。拿破崙聽說英國使團要來島上順訪，很是責怪了英國內閣為什麼不讓阿美士德服從中國的習俗，他說：「在義大利，您吻教皇的騾子，但這並不視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像中國最高官員一樣對皇帝施禮，一點也不會有損名譽。」他還憤憤不平地說：「你說他準備像向自己國王那樣向皇帝行禮，但你怎麼能要求中國人服從英國的禮節呢！」 　　拿破崙畢竟是做過皇帝的人，他十分瞭解乾隆皇帝的不快。 　　柏楊在《中國人史綱》裡指出：要感知同一世界，必須屬於同一世界，也就是說要具備同樣的心理結構。英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狀況並非如此：兩者在對方眼裡都是精神病患者，互相平等的儀式在清朝皇帝眼裡

純屬荒誕可笑的不可思議之舉，但英國人何嘗又不是這樣認為呢？ 　　時間不會因為誰而停留，歷史也是一樣。該來的，它遲早會來，並不會因為古老帝國的孤傲和拒絕而改變歷史的進程。面對這一切即將發生的可能，我們的老祖宗們，他們準備好了嗎？ 三、權力平衡：咸豐臨終安排的大漏洞 很多人認為當皇帝是天下第一美差使，但對於歷史上的咸豐皇帝來說，可謂是福沒多享，難沒少受，算得上是一個知名的苦命皇帝。也許是過多的磨難，才能這位少年天子過早的離開了人世，由此也引發了晚清政局的極大動盪。 1861年7月16日，也就是咸豐十一年的六月初九，這一天是咸豐的三十一歲生日。在這個盛夏的三伏天裡，在折騰了整整一天後，身體已經

十分虛弱的病皇帝咸豐終於在晚上大戲開唱後支撐不住了，本是戲迷的他，丟下大臣們，獨自回宮了。 過完三十一歲萬壽節的咸豐，在生日後臥病不起。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六日的下午，咸豐突然昏厥，值日的大臣們都預感情況不妙，當晚誰也不敢散值回家，都在行宮外靜靜地等待，並暗自揣測著今後的政局變化。 當晚的子初三刻（即晚上11點45分左右），咸豐甦醒過來，他看起來還算神智清楚，但這只是臨死前的迴光返照而已。隨後，咸豐用微弱的聲音傳諭，將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等召入寢宮，他要在他最後的時間裡履行最後一項職責，那就是為大清王朝解決皇位繼承人和未來大政安排的問題。 這個問題，咸豐想了很久，但他當時已經沒有力氣去跟

大臣們解釋，甚至連拿筆的力氣都沒有。咸豐的遺囑遺命，就只能口述，命在場大臣們代筆書寫。 趁著清醒，咸豐用最簡潔的語言口述了兩道諭旨。第一道諭旨是：「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諭：皇長子載淳，著立為皇太子。特諭」；第二道諭旨是：「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諭：皇長子載淳，現立為皇太子，著派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盡心輔弼，贊襄一切政務。特諭」。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諭」這句，其實是大臣代寫時添加的，咸豐真正口述的是「皇長子載淳，著立為皇太子」和「著派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盡心輔弼，贊襄一切政務」這兩道有實質性的諭旨。這兩句話極為簡單明

確，足見當時情況的緊迫倉猝。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卯時（即早5點至7點之間），在熱河避暑山莊的煙波致爽殿西暖閣中，咸豐駕崩，苦命天子終於走完了他短暫的一生。

美濃反水庫運動之語藝歷程(1992-2000年)

為了解決待 罪 羔羊 歌詞的問題，作者邱雍閔 這樣論述：

本研究結合社會運動語藝批評與環境語藝批評之研究取徑，並採用語藝批評中的幻想主題批評方法作為實際分析工具，探討歷時近八年(1992-2000)的「美濃反水庫運動」之語藝歷程。主要目的在透過對運動論述的分析討論，理解一個肇始於地方的環保抗爭如何使用語言符號，且由小團體轉換至公眾的共識動員經過，同時亦從環境運動的角度出發，進一步回答「環境運動與語藝之間的關係」。主要研究問題有三：一、美濃反水庫運動的論述採行哪些語藝策略？二、這些論述如何界定環境議題？又如何經由語言符號聯結特定議題，建構出共享的符號真實？三、這些論述如何進行召喚與動員？又如何與外部情境互動？是否面臨語藝歷程的轉折？研究結果發現：隨著

運動歷程的推進，其運動論述欲召喚的語藝社群乃隨之擴張，因而建構出「從『愛美濃』到『愛台灣』」的語藝視野變遷，並分別呈現出兩個面向：一、從「反對美濃的水庫」到「保存台灣的水資源生態」；二、從「延續客家族群的文化命脈」到「提升台灣人民的環境觀」。其因應運動發展歷程在遭遇語藝困境時進行的修正、調整，突顯了社會運動的動態特質。而運動論述產生的召喚與說服作用，乃循著論述中鑑別「我群」與「他者」的二元對立機制而來，言說者運用了階層差異的概念，將語言中的負面認同作為區辨人我、召喚聽者的基礎。此外，在公眾意識擴張的過程中，絕大多數論述以召喚性的功能為主，傾向將環境倫理的辯證模糊化，而非進行深層且抽象的環境價值

探討，使聽者得以在情感上被煽動，尋求身份階層的認同，支持運動主張，甚至積極加入行動。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在台灣的社會文化脈絡之下，一個運動的成功，往往無法孤立於單一的議題與訴求。社會運動／環境運動的參與者或許更應思考，有朝一日如何能像歐美國家一般，透過論述之建構，對社會進行全面而持久的改造，最終使「生態永續」的新環境典範在此間生根；並期待台灣的公民素養在未來更臻成熟，運動者得以營造一個理性辯論的空間，在與政府或民眾進行對話時更能聚焦於公共政策的討論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