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大人事室位置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必買單品、推薦清單和精選懶人包

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接收與重整（1945-1963）

為了解決政大人事室位置的問題，作者黃正宗 這樣論述：

現代商業保險制度於19世紀中葉開港通商後引進臺灣，經日治時期長足發展，無論在業務規模或制度層面皆已奠定相當基礎。戰後，隨政權移轉，臺灣保險市場經歷制度轉換的過程，在1963年完成新體制的確立。本文廣泛蒐集多元史料，從（1）業務發展、（2）監理制度、（3）組織、資本及人事、（4）資金運用等四個觀察視角出發，儘可能重構臺灣保險市場在此「制度轉換期」的樣貌，除說明制度如何轉換外，也嘗試分析轉換過程中產生的問題與影響，並歸納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特徵，及保險業之於金融體系與總體經濟體系的關係。業務發展方面，產、壽險業的分歧是這段時間最明顯的特徵，戰前業務規模遠大於產險的壽險嚴重萎縮，並處於長期停滯，產險

業則伴隨總體經濟復甦與成長，在1958年便已接近戰前高峰。這背後是產、壽險契約性質差異、是否承擔政策責任，及市場競爭與否等多重因素產生的結果。組織、資本與人事方面，有四點值得注意。首先，市場形態由戰前的「民營且競爭」轉變1960年以前的「公營且寡占」；其次，保險業「分支機構」為主的組織型態在1950年後全數轉為「總公司」；其三，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除了讓市場型態重回民營且競爭外，也是戰後本國民間資本涉及全國性金融的開端；其四，戰後臺灣保險人才可歸納為外省籍、日治經驗、新生代三批，日治經驗的發展情況相對較差。監理制度方面，戰後保險法制體現「內地延長的再延長」路徑，由於中國保險法制本身的問題，這

次「再延長」呈現法律現代性及完備性的倒退，1963年《保險法》修正施行除改善上述問題外，也完成史上第一次「保險法制臺灣化」。資金運用方面，戰後保險業資金運用規模極小，未能充分發揮「重新分配資本」功能，要到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後才有顯著成長，但較之戰前，資金運用比率仍較低，法令限制及不成熟的資本市場，是形成上述特徵的主要原因。就保險業在戰後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處的位置而言，產險業大致與整體經濟相輔相成、共同發展，壽險業在保險市場開放前則顯得乏善可陳，尤其是無法有效發揮提供長期資金的產業特性與優勢，對整體經濟發展的助力有限。此外，本文也以保險市場為例，就延續與斷裂、穩定或發展，及產業史研究之重要

性等議題略紓淺見。

失去對學生承諾的學校社工-回看我在自我矛盾錯亂組織中的實踐歷程

為了解決政大人事室位置的問題，作者羅孝岳 這樣論述：

本研究從研究者自身深陷無力感的生命故事出發，返身探究身為社工無力感的來源。研究者回顧在T縣擔任學校社會工作員六年多的工作經驗中，反思自己的專業工作歷程。在這個歷程中，描述「內在」我對於「人的價值」的堅持，之後被學校社工督導制度剝奪，並且自己親身經歷教育體制裡非人化的過程，基督信仰成為我內在空間的支撐；以及「外在」我和自我矛盾錯亂的學校社工體制抵抗，教育局黑箱作業評鑑在我身上的作用力道。這兩股內外作用力量，形塑了我整篇論文的主軸。我從中輟學生輔導開始，一路探究自己工作無意義感的原因，以及探究到底學校社工在學校裡要做什麼。我從我所輔導學生身上，反思看見學校社工專業的「社會控制本質」，對於學生、學

校行政人員自主性的壓迫。我經過「權力與無知」這本書的啟蒙，和接觸輔仁心理所翁開誠老師互為主體的論述，開啟了我新的工作視野，原來我是可以和孩子一起改變的。我不再需要去凸顯我自己是專業的，而是讓孩子可以自己參與團體設計，自己決定自己想要學什麼，我和孩子們一起進行自主學習的實踐。從這樣的民主參與實踐出發，我看見學校社工體制的非人化，我挺身想要組織學校社工社群，希望藉由社群自由的討論，接住社工彼此的無力感，彼此繼續對話前進，找到創意可行的工作方式。不料教育局督導、校長、課長以自我矛盾錯亂的體制對我施以嚴密監視和鎮壓，並以黑箱作業的評鑑方式將我排除。在排除的過程中，我詳細記錄下我和學校社工教授、督導、校

長、課長之間的對話，具體呈現教育體制剝奪人性的行政流程，領導階層自我矛盾錯亂的言行，扭曲「人的價值」的績效考核評鑑，違反學生人權，等等的文字記錄。研究者和中輟學生、高關懷學生互動中，體會充分民主參與、團體成員自主的寶貴學習經驗，指出一條解放的學習途徑。然而此一解放的民主學習，卻大大地影響學校社工領導階層的既得利益，使其無法持續地從學生和學校社工身上剝削出績效。解放的自主學習途徑，在現實中雖然無法從組織學校社工社群中實踐，但在研究者的論文中完成了。我帶領自主學習團體，組織社群，和教育局長官對話的過程，也正是我將我的信仰實踐的過程。對我而言信仰不是坐在教會的建築物裡，聽聽講道，享受美好的取暖氛圍。

我認為信仰必須要有真實人生之中和他者一起經歷對話、苦難和拉扯，必須要有對自己的反省和改變。信仰實踐不是單純獨善其身，也不是為了奪取利益的自私行動，而是謀取公共利益的集體對話實踐。對我而言這篇論文猶如一面鏡子，照射反映出我在行動中自己的樣貌，也會照射反映出T縣教育局學校社工體制裡的荒謬，和組織領導者的自我矛盾錯亂。我和我的父親正是在一疏離的關係之中，我是在臺灣1970~1990經濟起飛年代出生，雙親忙於工作，我由親戚代為照顧，後來自己在家溫熱便當照顧自己，猶如溫室裡長大的鑰匙兒童，保有對於權力一無所知的純真，面對權力不懂的閃躲，甚至有直接衝撞的白目舉動。對於父親的神秘我有一種想要掀去其神秘面紗的

慾望，也正如我這篇論文寫作的慾望，藉由論文把學校社工專業的神秘面紗掀去，細緻地去觀看體制中每一個角色權力關係。這樣的書寫過程，使得我「充能言說」和「得以言說」，從自我敘說的過程中重新獲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