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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老人家庭照顧者僱傭外籍家庭看護工之決策歷程

為了解決新竹市人口普查的問題，作者林資靜 這樣論述：

臺灣邁入高齡社會，老年人口比率上升，在疾病與老化的雙重影響下，日常生活仰賴他人提供照顧，然家庭照顧者無法長期回應此密集性需求，選擇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協助分擔家內照顧成為首要選擇。本研究即探討失能長者之家庭照顧者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之決策過程與動機，採取質化研究，以半結構問卷進行訪談，訪談宜蘭地區曾考慮僱傭及已僱傭外籍家庭看護工的失能老人家庭，共有17位失能老人之家庭成員，探討影響失能老人家庭決策與僱傭外籍家庭看護工歷程，及僱傭後對家庭互動關係之變化。 本研究發現，失能老人欲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為回應家中長者因疾病導致失能後需要密集性照顧，加上居住型態改變，多數長者與成年

子女並未同住，家庭照顧分工不易，面臨工作、家庭與子女分工等諸多限制。另有高齡配偶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皆為家庭向外尋求照顧服務資源之肇因。其次，失能老人家庭聘僱的決策過程中，遵循著「長幼有序」、「男性決策為主」之文化規範，以及「主要照顧者具有經濟決策權」的模式進行照顧資源的選擇。在現有各項長照服務資源中，家屬選擇外籍家庭看護工之考量分別為「照顧安全性」、「照顧連續性」、「照顧可負擔性」、「申請服務的可近性」，其中又以「照顧安全性」、「連續性照顧」為關鍵之因素，認為外籍家庭看護工的特質最貼近照顧需求。 外籍家庭看護工在進入失能老人家庭後，即與失能老人及家庭照顧者形成三角的互動關係，與老

人逐漸發展類家人的信任與家屬的僱傭關係，隨不同角色與關係，發展出三角制衡關係。失能老人與家屬皆認為在僱傭外籍家庭看護工後，在照顧品質及家人間的生活品質皆有改善，然仍需回應外籍家庭看護工「多元化飲食習慣」、「語言溝通障礙」、「執行照顧工作的異質性」等現況，指出雇主端需有意識的融合外籍家庭看護工文化差異。另外，首次聘用外籍家庭看護工與已聘用外籍家庭看護工多年兩者相較，對於「外籍家庭看護工品質的穩定性」與「長期支出照顧費用的經濟壓力」之感受差異性最大。 為穩定外籍家庭看護工之品質，與外籍家庭看護工的溝通與培訓之質與量最為關鍵。同時，在媒合外籍家庭看護工與失能老人過程中，雇主須敏感家庭看護

工文化差異與需求，能有助於外籍看護工執行照顧工作的穩定性。研究建議家屬可結合社區端現有的資源網絡，由外籍家庭看護工陪同失能老人參與社區活動，有助於雙方的社會參與及對文化差異的了解，重視外籍看護工在家庭與社區的融合。政府在積極發展長照政策之際，回應失能家庭照顧者主觀性需求，增加服務資源的連續性與可及性，回應失能老人與家庭長期面臨之多元負荷，維持家庭的穩定性。

台灣民族學的發展與意義

為了解決新竹市人口普查的問題，作者周士煌 這樣論述：

民族學ethnology研究「民族ethnos，及附著於其身的文化」，台灣的民族學，研究對象是台灣諸民族/民族集團：原住民族、客家、Lán-lâng/Holo、外省人。其中，學科傳統領域研究的首為台灣原住民族，在政策的支持下，客家研究亦開始展現成果。原住民族研究和客家研究，已有整體性「知識體系」的建構。台灣其餘民族的學問，則以民俗學或地方學來表達，其體系尚待發展。作為近代學術的民族學，在台灣有其特別的歷史發展過程。由日本治理台灣時，為了施政所進行的大規模調查、與稍後的學術研究開始，累積成果。國民政府來台之後，以誌書的編寫及審查圈錮地方知識份子，確立「以本土為地方」，以台灣為學科的練習場，並橫

殖入文獻學研究的中國邊疆民族史。民主化之後，台灣主體性漸漸展現，本土研究開始興盛，教育系統與學術系統對台灣的觀點也開始正常化。對自身生活環境的興趣，則以「地方學」的樣態出現。台灣為一多民族的國家，清楚了解諸民族及其文化，為「屬族」的學問，以國家的文化主體性為學問的對象，可以稱為「台灣學」。台灣學為「屬國」的學問，為台灣的國學，其核心應該為台灣的民族學。台灣學或國學的發展，尚待觀察，但並非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