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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灣防疫體制下的預防接種與人事變遷

為了解決桃園新生兒寫真的問題，作者沈佳姍 這樣論述：

本論文運用史學、統計與GIS繪圖法，自表至裏，自應用至體制，再至緣由，論述1895～1945年50年間臺灣預防接種史之開展、歷程與引發原因。論證臺灣人用疫苗發展歷史超過百年；日治時期臺灣住民已廣泛接種多量疫苗；臺灣諸免疫界變革不可忽視日本人事體制。全文首先以法定之傳染病為例，論證疫苗在臺灣民間應用之普遍。首先論述最早在臺灣實施，作為全民接種開始，且採皮上切種之天花種痘，其官方制度演變、於民間推展方法、技術變革與臺日差距（少），以及從統計面所見之臺灣高接種率（社會高免疫力）、低天花感染率和死亡率，和1900年代一遇疫情風聲，即立刻實行臨時接種或擴大定期接種之防疫定制。其次論述血清型疾病預防注射

。如1900年鼠疫接種，是臺灣最早由官方執行較大規模針式＼侵入性皮下預防注射之始。但1904年後因花費金額高、人體副作用大而少在臺灣實施。再如霍亂，1902年臺灣已應用霍亂血清，1916年較大規模實施＼實驗，1919～1920年國際霍亂大流行更極力推廣，兩年間，每年各有百餘萬人接種，是各地臺灣人普遍認識和接種預防注射針之始。1918～1920年流行性感冒，確切菌種和傳染原因等等均未知；但當第二波疫情較集中且嚴重時，官方已鼓勵配合副致死病因如肺炎球菌等，實施預防注射，與今日流感疫苗類似。其後，對霍亂或流感使用預防接種之防疫法，終日治結束均為常例。又如流行性腦脊髓膜炎，自1917年臺灣出現購買疫苗

案例後，該疫苗自1920年代起即大量應用，1930年代後之接種人數更屢以十萬或百萬為單位。而臺灣1935年前所謂流行性腦炎或腦炎，常是指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流行性腦炎或腦炎預防接種，實際指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接種。以上各種疫苗大量應用，至約1920年代已形成官方一遇疫情即立刻接種地積極、強力防疫定制，亦影響臺灣該等傳染病感染率和患者死亡率，以及官民對上述傳染病恐懼態度轉變。繼應用面，本文次論人事、體制之制度面發展。首先，臺灣在1902～1905年，先後出現在臺灣設置血清藥院聲音、鼓勵細菌血清學研究、設置牛疫血清作業所、起議在臺實施全新生兒種痘和創設中央科學研究所。1916年開始製販血清疫苗，擇製本島

常見菌種、強調「賣捌」非「販賣」，此後製品種類陸續增加。臺製疫苗亦供應沖繩和中國等等臺灣以外地區。1922年起，臺灣不再製造牛疫血清，改由朝鮮提供防疫之常備用品；1939年士林廠房完工，臺灣開始製造乾燥和精緻血清疫苗。另就中央衛生部人事和業績比較，細菌血清類研究和專任人力常多居各研究單位之首，1920年代達高峰；1930年代研究比重雖看似降低，然其負責人員數量、製劑內容和販賣數量，卻更深刻且快速進展，故臺灣中央一直重視免疫醫學或細菌學研究。而使臺灣於各階段發生細菌學興起、開始製販血清疫苗、研製機構體制和製品製程改變原因，首先，使細菌學、免疫學和血清研製機構在臺展開，首須歸因後藤新平和高木友枝等

臺灣首長個人意識，以及其背後穩固之內務省衛生局（行政）、傳染病研究所（技術）和眾議會（審議）等人事資源和總體意向，並因人際網絡使臺灣得參酌美國作法。1916年臺灣開始製販血清疫苗，源自1914年傳研移管；擇製某類型製劑且限定專賣，則為前期人事派系延續和檢定制度便宜之計。傳承人事脈絡與社會局勢，再配合新發地政治社會需求，使1920年代後期起中央研究所人事漸變化，來自地方者再回歸地方，中央日益學術、大學化。最極致表現是1936～1939年中央研究所成為臺北帝大附屬和東大傳研化。此外，臺灣與海外各血清疫苗單位有連絡互通；臺灣是日本諸外地中最早大量製販各種血清疫苗者；也是日本國境內，極少數可以帝大附屬

研究所之姿製販血清疫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