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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臺灣官方政策之推動與都市社會的因應── 以大龍峒保安宮之祭典為例

為了解決永和區公所社會課的問題，作者劉濟寬 這樣論述：

寺廟祭典乃國家與社會互動的重要樞紐。每逢祭典，總有大批人群湧入，致使統治者會利用各種管道加以規範，而民間為了維護傳統，勢必有所因應。 關於歷代政權對臺灣民間信仰的治理方針── 清代以國家化、標準化、儒教化為目標，透過納入祀典、封號、賜額、捐獻助建、助撰碑碣、列載地方志等為媒介，將權力延伸至地方社會。日治初、中期，總督府推動宗教法制化，採尊重舊慣、加強監督信仰活動之雙軌模式。只不過，1930年代後，伴隨日本軍國主義崛起，官方推崇國家神道、實施國民精神作興，寺廟與祭典在社會教化運動、民風作興運動下面臨改革。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則是沿用〈監督寺廟條例〉、〈寺廟登記規則〉，試圖以公權力介

入寺廟事務，並陸續頒布〈查禁民間不良習俗辦法〉、〈改善民俗綱要〉等政令，約制迎神賽會，嘗試統一中元普渡和各地神誕遶境，這種政策導向直至1970年代後期才逐漸改變。 本文聚焦1895年至1981年的大龍峒保安宮中元祭典和保生大帝聖誕遶境，探究其發展以及觀察都市社會因應國家政策的方式。大龍峒地處臺北盆地，日治時期因鄰近人口密集的臺北市街區，受惠於各項現代建設，大正十（1921）年甚至被劃入臺灣政治、經濟核心的臺北市管轄，成為國策接收與試驗要地，也是觀察國家與都市社會互動的指標。且保安宮自清代以來作為同安人信仰中心，每逢保生大帝誕辰和農曆七月，傳統祭祀網絡的三堡地域居民皆齊聚大龍峒，參

與祭祀、宴請親友。藉由這兩個年例性祭典活動，瞭解官方政策如何在都市推行？成效為何？祭典可能面臨之限制？三堡何以應對？尤其日治後期到戰後初期係戰事最激烈的階段，亦是國家權力最為擴張的時期，其發展態勢所呈現之特色，更是本文關注重點。 另外，介於官、民之間尚有一群地方菁英扮演協調與溝通的角色，他們一方面協助官方宣導、推行政策，一方面代表地方居民發聲、傳達民意。不僅如此，諸多菁英還加入寺廟管理或祭祀組織，積極參加祭典活動，例如大正年間三堡菁英擔任管理人、總董事和董事，共同掌理廟務，其中也有不少人出任爐主、頭家，負責辦理中元放水燈、普施。至於保生大帝聖誕遶境，許多人投入力士會或子弟團等祭祀

組織，規劃、籌備迎神事宜。這種現象甚至延續到戰後初期。因此，藉由組織的陣容還有菁英的參與過程，以理解他們如何取得象徵資本、建構文化權力網絡。

爵士音樂在臺灣的受容

為了解決永和區公所社會課的問題，作者顏翩翩 這樣論述：

爵士音樂在國際上的學術研究趨勢，探討範圍越來越廣，因為當前全球化理論的過分推崇，以及世界主義和文化道德觀的大力宣揚，促使研究群體改變認識框架，轉為提倡「爵士世界主義」和「複數的爵士世界∕世界爵士」(Jazz Worlds/World Jazz) 的理念，即為用全球視野觀看地方爵士音樂的形成。然而，將臺灣爵士樂置於「複數的爵士世界∕世界爵士」脈絡下討論之前，必須釐清此樂種的多重發展軌跡，建立全面且接近歷史真實的論述邏輯，才能強化本土研究的核心價值。爵士音樂的存在，既是臺灣文化的實在。此觀點孕育本文所發展出來的論述，整體採取「歷時性」架構，重視在地文獻、音樂檔案、田野資料，藉此建構「臺灣爵士音樂

史」的基礎形式。基於此構想，本研究將爵士樂發聲脈絡的演變，撰寫成四個歷史階段，其章節架構為【一、管絃齊鳴：洋樂在臺灣的傳響 (1895-1930)】。【二、爵響聲色：新感覺樂聲在臺灣的迴響 (1930-1945)】。【三、歌舞匯影：中西樂風在臺灣的暢響 (1945-1987)】。【四、眾聲喧騰：世界爵士音樂在臺灣的盛響 (1987-)】。由於從日治時期至今，外來樂種因時因人而異，又隨著社會情境產生變化，大眾對「爵士音樂」的時代性體認，一路從「洋樂」、「新感覺樂聲」、「中西樂風」過渡到「世界爵士音樂」，誠然構成既模糊又不定向的音樂概念，逐漸堆疊出錯綜複雜的創作思路。除此之外，為了避免爵士發聲脈絡

在歷史中脫節，於是全面蒐羅八十餘年的音聲資料與展演紀錄，大範圍檢視各年代作品的本質，並思考爵士樂群體的運作軌跡，對此予以脈絡化、關聯化、精緻化的分析，方能掌握音樂的創作傾向、表現特徵、社會意義，從中理解與歸類爵士音樂與臺灣音樂間相互滋長的「混聲現象」。結果顯示，爵士音樂落實於臺灣音樂之實例，曾大量出現於輕音樂、臺灣新民謠、洋樂歌仔戲、臺灣爵士歌謠、中西舞曲、抒情歌曲、流行爵士樂等複合類型之中，呈現「聚聲爵響」的開放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