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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本書分別來自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和秀威資訊所出版 。
國立政治大學 台灣史研究所 鄭麗榕所指導 許玉欣的 傳說、利用與保育：近代臺灣海洋史中的鯨豚 （2021），提出永和影印店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鯨豚傳說、捕鯨、漁業史、海洋史、海洋文化、海洋保育。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系 彭明輝所指導 張揚舞的 北平輔仁大學與中西交通史的萌芽 （2021），提出因為有 北平輔仁大學、學術共和國、中西交通史、現代中國史學的重點而找出了 永和影印店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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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與歷史：清代臺灣的墾荒與民番地權
為了解決永和影印店 的問題，作者李文良 這樣論述：
那是一個連在偏遠鄉村辛苦墾耕過活的人，都會被捲進來的激烈變動時代。 本書的主題是清代臺灣的墾荒與地權。墾荒作為一種制度，首先展現的就是國家的土地政策和稅收管理，凡是無主荒地依法須向基層縣官請准之後，才得以招佃墾殖，且在墾成之後陞科納稅、登載帳冊，成為民可自世其業的民田。 研究墾荒制度的目的並不在於強調清朝統治臺灣的制度性規範，而是試圖理解國家治理與地方社會的互動發展。這是因為墾荒制度是在清初地方官員爭奪土地與稅收的環境下擴大發展，而移民社會則是在拓墾定居的過程中形成；清朝統治二百餘年期間無疑是臺灣最重要的移墾階段，特別是適於農墾、人口聚集的西部平原，而這同時表示官府的
行政管理成為重建與理解臺灣社會的關鍵。
傳說、利用與保育：近代臺灣海洋史中的鯨豚
為了解決永和影印店 的問題，作者許玉欣 這樣論述：
鯨豚在現今作為海洋生態的指標生物，但除此之外，臺灣為一擁有豐富鯨豚生態的海島，在島嶼歷史中，人們對鯨豚的認識、互動與利用，同樣能作為海洋文化與觀念的展現。本論文欲於近代臺灣海洋史中加入非人動物的視角，檢視鯨豚在近代初期、日治時期與戰後的歷史脈絡下，所反映而出的傳說、利用與保育三種面貌，並以此透視長時間下，鯨豚、海洋觀念上的變化與意義。在日治時期以前，臺灣並無發展出商業性的捕鯨活動，不過作為一個海島，與鯨豚的相遇早在荷治時期，就已悄悄反映在鯨油貿易蹤跡當中。而至19世紀開始，地方志、遊記以及在臺西方人的紀錄中出現鯨豚的身影，並有如漢人對鄭成功與大鯨的傳說想像，以及原住民族中的鯨豚傳說，再再反映
了人們對巨大而神祕的鯨豚印象，以及寄託於鯨豚的海洋情懷。日治時期，隨著日本母國捕鯨文化與技術的帶入，臺灣的鯨豚資源被有計劃的調查與捕撈。自1913年起，南灣（大板埒）開展捕鯨業，鯨豚被視為經濟性動物，直至1943年，大板埒捕鯨結束，總共捕獲多達800頭的鯨豚。日本母國的捕鯨文化和技術，影響了臺灣對鯨豚與海洋的觀念，鯨豚成為可以大量捕撈的商業海洋資源，更從中可見捕鯨業與日本的關係，呈現高度仰賴母國的日本內地人漁業性質；再者，在大量被捕撈的座頭鯨數量中，也反映了臺灣的海洋生態史。戰後臺灣在漁業增產、地方經濟利益下，重新恢復捕鯨業，並持續將鯨豚作為經濟性動物來利用，分別在1950年代與1970年代開
展，前者為位於香蕉灣的沿海捕鯨、後者則進行遠洋工船式捕鯨。1980年代，隨著保育觀念以及美國壓力影響下，臺灣政府於1981年公布停止商業捕鯨，但直至1990年澎湖沙港事件後，鯨豚才正式納入保育法令當中。1990年代，在鯨豚保育觀念的開展，以及對本土的關懷下，鯨豚書寫興起，同時鯨豚成為了海洋國家的象徵，代表著保育與本土的觀念，重新定義了鯨豚對人、以及臺灣島嶼的意義。17世紀的鯨油、以及19世紀開始直至1990年代末之間，鯨豚在臺灣島嶼上的變化，作為檢視海洋生態與海洋觀念歷程的意義，與此同時，更反映了島嶼複雜而多元的海洋與海洋文化史脈絡。最後，從臺灣島上的鯨豚歷史，吾人也可再思臺灣與海洋、環境的關
係。
大華【全套5冊不分售】
為了解決永和影印店 的問題，作者unknow 這樣論述：
｜本套書為《大華》雜誌五十五期完整復刻精裝版，套書分五冊，第一冊為《大華》第一期到第十一期、第二冊為《大華》第十二期到第二十二期、第三冊為《大華》第二十三期到第三十二期、第四冊為《大華》第三十三期到第四十二期、第五冊為《大華》第四十三期到第五十五期｜ 《大華》雜誌為高伯雨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五日所創辦，原為半月刊，出到第四十期起改為月刊，出至一九六八年二月十日的第四十二期停刊；休刊兩年後，至一九七○年七月一日復刊，改為月刊，稱一卷一期，但又寫總四十三期，表示延續前四十二期。又出到一九七一年七月的第二卷一期，前後共五十五期。 《大華》的內容非常豐富，依性質可分為
：掌故、人物、藝術戲劇、政海軼聞、生活回憶、文物、詩聯和雜文等類。收錄的文章如陶拙庵的〈「皇二子」袁克文〉、南山燕的〈半生矛盾的周作人〉、省齋的〈憶知堂老人〉、如冰的〈胡適抗戰時的日記〉、醇廬的〈銀行外史〉、李輝英的〈文學革命第一個十年中的散文〉、容甫的〈哀香港〉、林熙的〈洪深大鬧大光明〉和〈丙午談往〉都是擲地有聲的鴻文。而〈花隨人聖盦摭憶補篇〉、〈花隨人聖庵摭憶〉、〈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等文章不僅廣徵博引，雜採時人文集、筆記、日記、書札、公牘、密電，對晚清以迄民國，近百年間的諸多大事，如甲午戰爭、戊戌變法、洋務運動、洪憲稱帝、張勳復辟均有涉及，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本次在絕版五十年後重新彙齊
復刻出版，以供研究。 本書特色 1.《大華》雜誌原書五十五期，今完整復刻，整合為五冊，穿線精裝，絕版五十年後重新集結出版。 2.保留晚清迄民國，近百年間諸多掌故、名人軼事、史實和秘聞，刊載大量珍貴的文章與史料。
北平輔仁大學與中西交通史的萌芽
為了解決永和影印店 的問題，作者張揚舞 這樣論述：
本文以北平輔仁大學為個案，從學術機構之角度，分析史料收藏、時代回應、機構宗旨、人際網絡與典範傳承，如何促成中西交通史的萌芽與形塑？中西交通史大略在1920-30前後逐漸萌芽。然窮本溯源，可上溯至晚清域外史地、西北史地、元史學，與域外東方學之匯流。此專史類門之型塑，背後所體現之研究動能，除史料、方法之傳承外，亦反映在與歐洲文明交會後，知識分子再思對古代中國於世界上之地位。1922年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主張觀察「世界中的中國史」，1924年章太炎在〈救學弊論〉斥當代中國史研究是為外人而作，即反映了此專史之時代特性。1928年張星烺於《中西交通史料彙編》自序中對西與中的編排，明確表示出中西交通
史，所欲回應西力東漸後重思歷史中的中國與世界這個時代提問。張星烺此作，為中西交通史的價值作了說明，也為此專史日後之研究，奠下重要的史料與方法基礎。輔仁雖非最早開設中西交通史課程之學校，然以下四大原因，使其在中西交通史萌芽歷程中，輔仁佔有重要關鍵。其一，陳垣長年擔任輔仁大學校長，張星烺擔任輔仁史學系主任，兩學人在中西交通史方面有重大貢獻，以此兩人外擴的人際網絡構成一中西交通史學術共和國。其二，輔仁因為是教會大學，教師來源相較北大、清華等校較不拘一格，且因為外國教會背景，長年有不同國籍學者任教其中，並參與相關學術活動，特別能顯現出其跨國性學術共和國特徵。其三，輔仁雖為一天主教會設立之教會大學，然主
持者為中國人，且以國學研究作為創校之基礎，別具溝通天主教、西方科學與中國文化之意涵。中國基督教史本身即為中西交通的重要論題，輔仁在此方面有重大貢獻。例如陳垣對元代也里可溫之考據，即出自輔仁大學前身輔仁社的社課活動。其四，輔仁創校者與師生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中具有承先啟後之特性。英華、馬良與陳垣、張星烺，上承晚清西北史地與天主教中國傳教史之史料與人際；張星烺、方豪又下啟中西交通史之研究典範。若以史學類門建構而言，輔仁大學在中西交通史研究萌芽中，實為重要之環節。本文除緒論與結論外，第二章〈中西交通史論題與萌芽背景〉，自晚清元史補證、西北史地與域外史地著手，說明西北、域外這些討論中西交通史的基本材料，何
以逐漸開始受到晚清士人如魏源(1794-1857)、徐繼畬(1795-1813)、姚瑩(1795-1873)等注意，並著重於探討史家與史家間的材料承接及其人際網絡。進而討論域外東方學下漢學研究的「審邊塞」傳統，由十六世紀開始之傳教士如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8)，乃至十九世紀以來的歐美、日本學院漢學家如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伯希和、白鳥庫吉(1865-1942)，何以著重傳統士人所不在意的邊塞、族群、外來宗教問題，並梳理域外漢學家與晚清士人的交流中，如何逐漸將這項傳統
，傳輸晚清士人與民國學者。第三章〈輔仁創校、課程與中西交通史研究傳統〉，探討輔仁大學的設立背景，自英華、馬良籌辦輔仁社談起，並整理二人之教會背景、政界背景，說明二人投入基督宗教高等教育與明清天主教研究的各項原因，揭出史料優勢與中西交通使命，乃輔仁自創校即著重於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背景因素。續論陳垣、張星烺二人的治學歷程與學術貢獻，說明二人如何為輔仁立下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典範，以及陳垣接掌輔仁大學，如何透過其人際網絡羅致師資團隊，建立中西交通史課程。第四章〈輔仁對中西交通史產生之影響〉，對輔仁三大學術刊物《輔仁學誌》、《輔仁英文學誌》(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
ty of Peking)、《華裔學誌》(Monumenta Serica)刊載之中西交通史論題發展進行分析，並討論專書出版與後期教師研究成果，證明輔仁已然何成為一跨學校、跨國界之中西交通史學術共和國。北平輔仁大學由於其創校背景與史學系執行者陳垣、張星烺之傳統奠定、學術共和國創建與葉德祿、方豪的典範傳承，為促成此中西交通史萌芽之重要關鍵。輔仁或不足以呈現中西交通史萌芽之全貌，惟在此領域之發展過程中，確然舉足輕重，扮演關鍵性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