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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提升」與「偏好分歧」：國家中心論視角下馬政府兩岸政策之研究(2008.5~2016.1)

為了解決海基會董事任命的問題，作者束沐 這樣論述：

如何評價馬政府執政八年來的兩岸政策？此乃本文的現實背景。在推動公共政策過程中，政府行為會對民意產生什麼影響？反過來，民意又如何影響政府的既有公共政策議程？此乃本文的理論背景。上述問題意識，引領本文作者從國家自主性的理論脈絡出發，依次對國家能力、國家偏好、Nordlinger的民主國家自主性理論、Mann的國家權力理論與發展型國家模式等學術概念與理論展開綜述與檢討，結合現有的兩岸關係研究、近來以泛社會中心主義為主的馬政府兩岸政策分析與評論，重新審視了當國家維護與提升其自主性時，國家能力在國家調節分歧性社會偏好中的作用，進而提出研究假設與架構。遂提出，當國家與社會偏好之間就某一公共政策或公共議題

出現分歧時，國家憑藉其國家能力所做出的自主行為，對國家與社會之間偏好的分歧程度具有影響。在國家能力中，專制能力的社會隔離性較強、滲透性較弱，基礎能力的社會滲透性較強、隔離性較弱。2008年執政以來，當馬政府傾向於運用基礎能力提升其在兩岸政策領域的自主性時，一些自主嘗試獲得了成功，也一度調和了分歧性偏好，當馬政府傾向於運用專制能力提升其在兩岸政策領域的自主性時，一些自主嘗試遭到了失敗，並且擴大了分歧性偏好。通過對比較歷史分析法與分析歸納法的綜合運用，本文回顧了馬政府執政八年來有關兩岸政策的十五個具有代表性的歷史過程/事件，從馬政府維護與提升國家內部或外部自主性的維度、馬政府所運用的國家能力類型、

馬英九執政時期兩岸政策上的國家偏好與社會偏好之間的分歧程度，這三個角度進行梳理與分析，最終驗證了本文的研究假設。同時，本文還發現，由於兩岸政策的特殊性，在北京對台政策的「類鑲嵌」壓力與台灣自身政治經濟體制的轉型壓力之下，馬政府處理兩岸關係的國家能力尤其是基礎能力被弱化，故馬政府更加傾向於運用專制能力，來推動一些存在偏好分歧的兩岸政策，儘管一部分政策達到了既定目標，但國家-社會偏好分歧逐漸擴大，並藉由反服貿學運激化、失控，最終引發了社會制裁。本文結合實證研究發現，用國家能力理論重構了民主國家自主性理論。本文認為，專制能力與基礎能力，是衡量國家能力的社會隔離性與滲透性的重要指標，並且隨著社會隔離性

/滲透性的變化，國家偏好與社會偏好之間的分歧程度也隨之發生改變。國家能力運用類型對偏好分歧的影響過程，本文以「民主國家自主性解釋新模式之一」的形式表現出來。不僅如此，專制能力與基礎能力的強弱，也是劃分現代國家體制的重要指標。民主體制與威權體制中，政府均擁有不同形式的專制能力與基礎能力，但因其相對強弱程度的不同，可具體劃分為八種政體。其中，在四種民主政體中，社會反對者所佔資源的比例對國家自主努力與成功概率的影響，本文以「民主國家自主性解釋新模式之二」的形式表現出來。最後，根據研究過程中所積累的正反面經驗，本文作者總結出本研究的六點正面意義與五點不足，在這一基礎上提出後續研究建議，並對台灣民意對兩

岸關係的立場與態度用「求穩勝於求進，求名甚於求實」十二個字來概括其特徵，作為本研究的政策建議。

二次政黨輪替後我國大陸政策發展：權力菁英觀點

為了解決海基會董事任命的問題，作者陸裕麟 這樣論述：

2008年，我國完成民主憲政史上第二次政黨輪替，邁入民主鞏固期。臺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與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了中斷近十餘年的協商，簽署了十八項項協議與達成兩項共識，兩岸關係可以說達到1949年雙方分治六十三年以來的最佳狀態。　　大陸政策事涉我國安全與發展，決策圈的局限實屬必然。本文透過菁英研究途徑（Elite approach）探溯我國決策菁英結構的改變與活動，比較人事變化對大陸政策的影響與不同菁英在與大陸交流時所展現的態度有何差異。設定的權力菁英對象為在二次政黨輪替後擔任副總統、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國家安全局局長、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與中國

國國民黨主席、榮譽主席職務之府、院、黨人士。每個職務皆經歷過至少一次的人事更迭，具體呈現不同人在相同位子上對大陸政策有異的思維模式，並影響我國大陸政策發展。　　本文認為，卸任或候任副總統將持續在博鰲論壇中扮演關鍵角色；總統府國安會主對美關係經營、國安局主對陸情治工作與威脅防範的趨勢越來越明確；行政院陸委會與海基會人事改組，由「政治性」意涵的主委與「政策性」意涵的董事長過渡到「政策性」意涵的主委與「政治性」意涵的董事長；中國國民黨主席在兩岸政黨交流中仍站有主導地位。榮譽主席與大陸建立的關係能否維繫，皆看未來子嗣在國內政壇能否繼續站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