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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史名著精選精譯精注（全民閱讀版）：元稹白居易集

為了解決添丁之喜造句的問題，作者章培恒 這樣論述：

元稹和白居易在中唐詩壇上，不僅是思想上、藝術上卓然自立的詩人，而且是當時影響大的詩人。《舊唐書·元稹白居易傳》雲：“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 元稹和白居易對詩史的貢獻是諷諭詩的寫作和宣導，並且因此而形成一種風氣，也就是通常文學史上盛稱的新樂府運動。所謂諷諭詩，就是詩人有意識地觀察現實，用詩來反映社會問題，表現自己的政治主張與人道主義精神，使其有助於朝政的革新與世道的改進。從《詩經》直到杜甫，一直存在著寫作諷諭詩的優良傳統。元稹和白居易自覺地繼承這個傳統，大力宣導寫諷諭詩，為唐代詩壇增添了新的光彩。 元稹與白居易注重諷諭詩，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原因和個人原因的。中唐政治腐敗，藩鎮割據，戰亂連

年，苛稅繁興，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 吳大逵 北京大學教授，古典文學專家。馬秀娟，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古典文學學者，有《元稹白居易詩選譯》等專著。 導讀 元稹詩 菊花 西涼伎 江花落 遣悲懷三首 離思五首（選一） 行宮 分水嶺 種竹並序 和樂天折劍頭 六年春遣懷八首（選一） 西歸絕句十二首（選二） 聞樂天授江州司馬 酬樂天舟泊夜讀微之詩得樂天書 生春（選一） 織婦詞 田家詞 估客樂 水上寄樂天 寄樂天 連昌宮詞 酬孝甫見贈（選一） 歲日 白居易詩 賦得古原草送別 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兄弟離散，各在一處。 因望月有感，聊書所懷，寄上浮梁大兄、

於 潛七兄、烏江十五兄，兼示符離及下弟妹 李白墓 杏園中棗樹 邯鄲冬至夜思家 長恨歌 新制布裘觀刈麥 李都尉古劍 宿紫閣山北村 同李十一醉憶元九 海漫漫 上陽人 折臂翁 縛戎人 兩朱閣 杜陵叟 繚綾 賣炭翁 鹽商婦 井底引銀瓶 重賦 傷宅 輕肥 歌舞 買花 酬元九對新栽竹有懷見寄 村居苦寒 埰地黃者舟中讀元九詩 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 登郢州白雪樓 放言五首並序（選一） 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 放魚 琵琶行並序 問劉十九 訪陶公舊宅並序 夜雪 截樹 大林寺桃花 過昭君村 暮江吟 錢塘湖春行 後宮詞 春題湖上 別州民 與夢得沽酒閑飲且約後期   導讀 一 唐

代是我國詩歌取得最大成就的歷史時期，李白和杜甫如日月麗天，照耀著盛唐詩壇，他們與盛唐其他著名詩人形成了第一次高潮。安史亂後，唐代由盛而衰，進入了中唐時期，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韓愈、孟郊、柳宗元、劉禹錫、李賀等詩人則如群星燦爛，形成了第二次高潮。這一時期的詩風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沖融渾浩、雄麗高華的盛唐之音消失了。詩人們無論從個人遭際抒發不平之鳴，或是注目社會，反映人民的苦難，大都正視自我，正視現實。其觀察與體驗更為深刻，題材內容更為廣闊。如果沒有中唐詩人的艱辛創造，唐詩就不能成其大，成其廣。 元稹和白居易在中唐詩壇上，不僅是思想上、藝術上卓然自立的詩人，而且是當時影響最大的詩人。《舊唐書

·元稹白居易傳》雲：“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兩人終生致力於詩，“每公私感憤，道義激揚，朋友切磨，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景色，當花對酒，樂罷哀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恙窮身，悼懷惜逝，凡所對遇異于常者，則欲賦詩”（元稹《敘詩寄樂天書》）。其詩範圍極為廣泛，既有面向社會、反映現實、具有美刺作用的諷諭詩，也有面向自我、表現個人感受的其他詩篇。當時歌兒伎女傳唱其詩，村校兒童學習其詩，乃至國外以千金求其詩，流傳之廣前所未有。人們競相仿效，稱之為元和體。他們留存今日的詩篇，是古代文學中的寶貴遺產。 元稹和白居易對詩史最大的貢獻是諷諭詩的寫作和宣導，並且因此而形成一種風氣

，也就是通常文學史上盛稱的新樂府運動。所謂諷諭詩，就是詩人有意識地觀察現實，用詩來反映社會問題，表現自己的政治主張與人道主義精神，使其有助於朝政的革新與世道的改進。從《詩經》直到杜甫，一直存在著寫作諷諭詩的優良傳統。元稹和白居易自覺地繼承這個傳統，大力宣導寫諷諭詩，為唐代詩壇增添了新的光彩。 元稹與白居易注重諷諭詩，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原因和個人原因的。中唐政治腐敗，藩鎮割據，戰亂連年，苛稅繁興，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元稹和白居易早年家境都比較貧困，對社會生活和人民疾苦都有較多的接觸和理解，他們年輕時蒿目時艱，感到“心體悸震，若不可活”（元稹《敘詩寄樂天書》），產生強烈的憂患意識；同時“每與人

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白居易《與元九書》），又有濃厚的參政意識。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他們把詩歌和社會政治聯繫起來，認識到“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同上），不能將詩歌寫作看作個人的事業，而應看作群體的事業。當他們懷抱濟世之志而步入仕途，銳意於政治革新的時候，便努力進行詩歌的革新，使詩歌具有社會職能，發揮政治作用。 從詩歌為政治服務的觀點出發，元稹和白居易回顧了諷諭詩的歷史發展，進行系統的理論總結。他們認為：“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歎，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白居易《策林·六十九》）因此，從民間詩歌中可以見出“人情之哀樂”、“王政之得失”（同上），對於統

治者施政求治有極為重要的參考價值，應當“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同上）。從詩三百篇到漢魏樂府，“莫非諷興當時之事”（元稹《樂府古題序》），而後代文人卻使這一傳統逐漸削弱，以致“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充斥詩壇。為了“補察時政”與“泄導人情”，應當力挽頹風，重振詩道，批判詩歌寫作中“嘲風雪，弄花草”而“不知其所諷”（白居易《與元九書》）的脫離現實、脫離政治的不良傾向，恢復寫諷諭詩的傳統。他們大聲疾呼：“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白居易《新樂府·采詩官》） 元稹和白居易的諷諭詩在體裁上是很

廣泛的，不只限於樂府詩。元稹稱用五言古體為“古諷”，用七言樂府體為“樂諷”，用五、七言近體為“律諷”（元稹《敘詩寄樂天書》）。當時詩人張籍以樂府體寫諷諭詩，白居易大為讚賞，稱他“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另一詩人李紳有意與《古題樂府》相區別，以《新題樂府》寫了二十首諷諭詩，元稹和了十二首，白居易又擴充為五十首，並稱之為《新樂府》。諷諭詩與新樂府之間的關係是內容與形式的關係，同一形式可以表達不同的內容。元稹就曾明確地將“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不具有諷諭性質的樂府詩列為《新題樂府》，同時又寫有“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的《古題樂府》（元稹《樂府古題序》）。但白居易的《新樂

府》無疑是標誌著他們諷諭詩在思想與藝術上的最高成就。因此一般稱他們宣導諷諭詩為新樂府運動。 元稹和白居易重視詩歌的社會功利價值與政治作用，同時對詩歌與政治關係的理解也並不狹窄。詩歌創作的歷史實踐開擴了他們的視野，不可能完全局限於儒家美刺比興的文學觀。元稹指出：“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承認兩種不同性質的詩歌同時存在，推崇前者並不意味否定後者。白居易批評晉宋以來文人詩歌缺乏美刺比興的諷諭意義尤為激烈，但是，他也看到“自風騷之後，蘇李以還”，文人創作中十之八九是屬於以“讒冤譴逐，征戍行旅，凍餒病老，存歿別

離”為內容的，屬於面向自我的抒情詩；而從“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薄”，也可以見出“理安之世少，離亂之時多”（白居易《序洛詩》），有其認識價值和社會意義。而且他對陶淵明的“高古”，謝靈運的“奧博”，李白的“壯浪縱恣”十分讚賞，完全肯定其在風格和藝術上的成就。特別是元稹反對詩歌創作中“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的弊病最中肯綮，顯示了他們批判地審視傳統、思想與藝術並重、諷諭詩和非諷諭詩並舉的全面觀點與正確態度。 在古今並取、華實兼備的思想指導下，他們都曾將自己的詩作分類編次。元稹分為十體，白居易分為四類，雖有所差異，但在基本精神上，都是將關於美刺興比的社會諷諭詩與吟寫性情、釋恨佐歡的自我抒情詩區別開來

，表示對前者的重視。《毛詩序》以詩為風上化下、主文譎諫的政治工具，而鐘嶸《詩品》又以詩為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的自我安慰的手段。這種不同文藝觀的對立現象，在元、白的詩作中得到了統一。對詩歌社會功能的全面理解，導致了他們詩作在題材、內容上的多樣性與豐富性。一般說來，他們的諷諭詩有更多的好古務實的因素，“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白居易《寄唐生詩》），對黑暗的現實進行了尖銳的批判，意激氣粗，言直詞質，而其他非諷諭詩，則又有存近尚華的因素，或以風韻見長，或以文采取勝。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後者更受到人們的喜愛，所謂元和體，是指這類詩篇。 二 元稹（779—831），字微之。祖籍河南洛陽（今河南洛

陽），生於長安萬年（今陝西西安西北）。父名元寬，母鄭氏。八歲喪父，家境貧困，隨母寓居鳳翔（今陝西鳳翔），依舅父為生。生性聰慧，九歲學詩，十歲讀經，十四歲赴京應試，於貞元九年（793）十五歲時明經及第。 元稹少有大志，及第後更“苦心為文，夙夜強學”。貞元十五年（799），初仕於河中府。元和元年（806），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對策第一，授左拾遺。他生性鋒銳，敢於直言，既居諫官之位，屢次上書論政，因支持禦史裴度等人，觸犯時相，出為河南縣尉。元和二年（807），因母亡丁憂去任。元和四年（809），得宰相裴垍提拔，任監察禦史。因按獄充劍南東川詳複使，訪察民間疾苦，劾奏不法官吏，顯示出作為禦史的嶒崚

風骨。 元稹出使回到長安，由於他不畏宦官權貴，敢於鬥爭，被分派到東都洛陽任職。但他毫不畏縮，繼續揭發一些違法橫行的官吏。元和五年（810），劾奏河南尹房式貪污，卻以擅自令房式停職，被罰俸一季，召回長安。元稹回京途中，在華州敷水驛歇宿。宦官仇士良、劉士元後至，倚勢強令元稹讓出正廳，以馬鞭擊傷其面。憲宗包庇宦官，反而將他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白居易上書辯護，憲宗不加理睬。 元稹在江陵府五年。他本來寄希望于裴垍，在他的幫助下回朝。但裴垍於元和六年病逝，這對元稹是很大的打擊。為了謀求仕進的出路，他不得不變易初衷，依附江陵尹、荊南節度使嚴綬，與監軍使宦官崔潭峻交結。崔潭峻愛好元稹的詩，對他很為尊重。從

與宦官鬥爭，轉而與宦官交結，是元稹政治態度的一大轉變。 元和十年（815），元稹奉詔回朝。因無有力者援引，又出為通州司馬。元和十四年（819），元稹再度還朝，任膳部員外郎。元和十五年（820），憲宗為宦官陳弘志所殺，穆宗李恒即位。李恒當太子時就愛好元稹詩歌。崔潭峻回朝，又獻上元稹的《連昌宮詞》等百餘篇詩，穆宗就更為賞識，即擢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元稹改革詔書，力求純厚明切，盛傳一時。長慶元年（821），遷中書舍人。由於他與宦官魏弘簡深相結納，不久即得到提拔重用。長慶二年（822），以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居相位三月，即為依附另一派宦官的官員所傾軋，出為同州刺史，次年改浙東觀察使。浙東會稽山水奇

秀，元稹在任無所建樹，放意邀遊，寄情篇什。大和三年（829），入為尚書左丞，次年又出為武昌軍節度使，在鄂二載，得暴疾卒于任所。 元稹在《敘詩寄樂天書》一文中，將自己的詩分為十體，按其內容可分為三類：一、　旨意可觀的諷諭詩；二、　吟寫性情、模象物色的抒情詠物詩；三、　悼亡詩和豔詩。 諷諭詩在元稹詩篇中佔有重要地位。他認為這些詩最有價值，“可備矇瞽之諷”。早在元和四年（809），元稹得到李紳所作《樂府新題》二十首，讚賞其“雅有所謂，不虛為文”；並“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序》），和作了十二首，給白居易寫作新樂府以很大的啟發。這些詩的內容有強烈的現實性，如《西涼伎》寫涼州淪陷於

吐蕃，指斥邊將置酒高會、不思收復失地等等，具有“詞直氣粗”的特點。但這些詩往往以論帶詩，不能以詩見論，詞意複雜，數意並存，造句遣詞不夠完美，遜於白居易之作。不過，他和劉猛、李余的《古樂府詩》十九首，卻可與居易爭勝。其中如《織婦詞》、《田家詞》寫勞動人民受剝削的痛苦，《估客樂》揭露商人唯利是圖、勾結官府的面貌，不僅有很高的認識價值，而且形象鮮明，主題突出，清峭精警，別具特色。其他許多感物寓意的古詩，也具有諷諭意義，如《分水嶺》、《種竹》、《和樂天折劍頭》等篇都屬於有政治思想內容的詠懷言志之作。《連昌宮詞》與《長恨歌》並稱，同為以唐玄宗、楊玉環悲劇故事為題材的長詩，但元稹卻將它作為“意亦可觀，而流

在樂府”的諷諭詩，著重通過連昌宮的今昔盛衰描繪，表達人民對和平的渴望和自己用文治而不用刀兵的政治主張。它在敘事詳明、抒情宛轉上不及《長恨歌》，但對歷史教訓的反思與時世滄桑的感慨相互交融，具有蘊藉沉鬱之美。 元稹寫得最多的是屬於抒情詠物詩。這些詩大都是五七言律體。這裡面有花間尊前留連光景，以及志一時所感的“小碎篇章”，也包括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為五百言的排律。元稹雖然將這些詩放在自己創作中的次要地位，但在藝術上力求創新，做到“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上令狐相公詩啟》）。《舊唐書·元稹傳》稱他“工為詩，善狀詠風態物色”，即是指這類作品而言。如《生春》二十首，描摹初春到來時

自然景物和人們生活、心理的微妙變化，確實思深語近，而又富於情致；《西歸絕句》十二首寫久謫歸來的悲喜交集的心情，今昔變遷的悽愴，情景交融，悱惻動人。餘如《菊花》詩風調清新；《歲日》詩感慨深沉；而《行宮》一詩以少勝多，包蘊豐富，餘味不盡，尤為上乘之作。元稹與白居易唱和贈答的詩篇在集中占數甚多，這些詩不僅顯示了他與白居易深厚的友誼，而且表現了他在宦海風波中升沉得失的感受。其中如《聞樂天授江州司馬》、《酬樂天舟泊夜讀微之詩》、《得樂天書》等都可見一斑。至於他“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為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的長篇排律，如《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酬樂天東南行一百韻》則是逞才鬥勝之作，只是可見詩人藝

術的功力和才華而已。 元稹的豔詩和悼亡詩在藝術上最有特色。元稹原配韋氏，伉儷情深。韋氏不幸早逝，元稹撫存感往，曾以晉代詩人潘岳的《悼亡》詩為先例，寫了多首悼念韋氏的詩篇。如《遣悲懷》三首、《六年春遣懷》八首等，著意刻畫韋氏生前死後的種種景況，抒發思念之忱，纏綿往復，情真意切，感染力極強，堪稱絕唱。他另有《哭子》、《哭女》等詩，也出自肺腑，寫得哀音綿邈，淒切動人。至於他所寫的豔體詩則擅於寫男女愛情。他早年曾有一段戀愛經歷，這些詩往往有其具體的真實感受。 三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祖籍太原（今山西太原），曾祖父白溫遷居下邽（今陝西渭南）。祖父白鍠曾為河南鞏縣的縣令，置田宅于新鄭（

今河南新鄭）東郭裡。白居易生於新鄭，自幼聰慧，五六歲時，母親教他學詩，九歲時已識聲韻。十一歲時，父白季庚任徐州別駕。因河南河北藩鎮叛亂，居易全家遷往徐州，複奉父命往南方避難，度過一段顛沛流離的生活。 白居易少有大志，刻苦攻讀，晝夜不息，甚至“口舌成瘡，手肘成胝”，為他應進士舉和文學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自德宗貞元三年（787）起，他曾在長安旅居三年，以《賦得古原草送別》一詩受到當時著名詩人顧況的稱賞。但生活貧困，疾病纏身，終於回家。貞元九年（793），白季庚移官襄陽（今湖北襄陽），白居易隨往任所。不久父亡，複依在浮梁（今江西景德鎮）任主簿的長兄白幼文為生。貞元十五年（799），宣歙觀察使崔衍

選拔他為應貢的進士，次年考取第四名進士，同榜共取十七名，以白居易年齡最小。貞元十八年（802），考取書判拔萃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白居易參加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的策試，入第四等，授盩厔縣尉。元和二年（807）冬白居易授翰林院學士，次年授左拾遣。他身居諫官，克盡職守，“有闕必規，有違必諫”，對時政、朝官處理不當之處都直率地提出批評意見。如為在科舉考試中錄取敢言之士的有關官員辯誣，反對掠奪人民、以錢物邀寵的地方節度使入朝、入相，反對權勢熏天的宦官吐突承璀任討伐叛鎮的兵馬統帥，建議改革強買民谷、勒索農民的“和糴”，為在旱災中衣食困難的農民請求減免租稅，揭露閿鄉縣虐害無辜的囚徒等等，充分體現出

他不畏權貴、力圖有為的精神。 白居易作了三年的諫官，他的言行遭到權貴的嫉恨，也引起憲宗的不滿。元和五年（810），在秩滿改官的時候，改任京兆府戶曹參軍，官俸有所增加，但他心情沉重，因目睹黑暗勢力猖獗而自己無能為力，開始萌生了隱退的思想。元和六年（811），便以母喪歸家，躬耕渭北，以詩自適。元和九年（814）服滿，返京任太子左贊善大夫，這也是一個清閒的官職。元和十年（815），朝廷中發生了一件大事，宰相武元衡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刺殺。白居易義憤填膺，率先上疏，請求急捕兇手，以肅法紀。但他這一正確舉動，卻受到一些官僚的攻擊，認為他並非諫官，越職言事，同時又捏造他一些罪名，使憲宗把白居易貶為江州司馬

。這次被貶，使他對革新朝政喪失了信心，從對現實的積極有為的態度，轉向消極無為。 在江州任所，白居易過著恬淡閒適的生活。雖然也有天涯淪落之感，但已決心從此不再過問世事，消除是非之心。他在廬山蓋了一座草堂，與僧朋道侶交遊，與元稹常有書信往還，詩篇唱和。他在初到江州的冬夜，曾給元稹寫過一封長信，就是著名的《與元九書》。這封信既是他詩歌創作的理論總結，也是他立身處世的行動綱領。他以孟子“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一語為依歸，表明自己“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這種封建士大夫仕隱進退的觀念，支配著他一生，也影響到他的創作。 元和十三年（818），白居易改任忠州刺史。

十五年還京，拜尚書司門員外郎，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因國事日非，朝中朋黨傾軋，屢次上書言事不聽，于長慶二年（822）請求外任，出為杭州刺史，後又做過短期的蘇州刺史。在杭州、蘇州時均有善政，受到士民的愛戴。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書監。次年轉刑部侍郎。 自大和三年（829）58歲開始，白居易定居洛陽，先後擔任太子賓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職，在洛陽過著飲酒彈琴、吟詩作文、遊山玩水和“棲心釋氏”的生活。會昌六年（846）病卒。 白居易一生留下近三千篇詩作。他在江州時，曾整理、編集自己的詩作，分成諷諭、閒適、感傷和雜律四大類。   吳大逵（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中心） 馬秀娟（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中心

）  

輝耀之山：兩位如風少年的絕壁長征

為了解決添丁之喜造句的問題，作者彼得．博德曼 這樣論述：

｜詹偉雄　策畫・選書．導讀──臉譜出版2020年全新山岳文學書系meters 首波作品｜ 「《輝耀之山》是一本關於青春的山岳文學，或有可能，也是最迷人的山岳文學。」──詹偉雄 世界登山史上最傳奇雙人組合彼得‧博德曼（Peter Boardman）＆喬．塔斯克（Joe Tasker） 生涯最具代表性、開啟人類登山新維度的一次攀登 影響世界山岳文學的先鋒名作，問世42年後中文世界首度出版 ▋兩位當時代最具盛名新銳登山家的首度攜手，登山史上傳奇搭檔的起點 1975年，時年25歲的彼得·博德曼（Peter Boardman）以最年輕的成員身分，跟隨克里斯．鮑寧頓的大型遠征隊前往聖母峰，成為

登頂並回返的四名倖存者之一，因而在登山界聲名大噪。而就在幾乎同時，喬·塔斯克（Joe Tasker）也以雙人輕裝方式攻克印度的都納吉里峰歷劫歸來。對彼得來說，與聖母峰超越百人的大型遠征相比，喬以雙人輕裝攻頂的冒險與不確定性更令他羨慕。沒想到，喬在返國後不久，就前來邀請彼得和他一起回到喜馬拉雅山區，攀登這座被稱為「輝耀之山」的強卡邦峰西壁。「這是我求之不得的攀登。」面對邀請，彼得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也以此開啟了這段往後成為登山史上傳奇的搭檔情誼。 ▋開啟當代攀登風格，促使登山從集體轉向個人主義的里程碑 「這個計畫太荒謬了。不過，如果你們真的付諸行動，我認為這將是世人在喜馬拉雅山區所做過最困難的

事情。」 在他們向英國著名登山家克里斯．鮑寧頓（Chris Bonington）說了他們預計要單獨兩個人輕裝攀登強卡邦峰西壁的計畫後，鮑寧頓如此回答。強卡邦峰這面幾近垂直、爬升高度達5520英尺，且充滿冰雪岩混合地形的花崗石牆，攀登的技術難度超越聖母峰，被認為是喜馬拉雅山區中最可怕、技術上也最具挑戰性的一座絕壁。在那時，大多數人都覺得要攀登強卡邦峰西壁根本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說只有兩人的輕裝探險了。 面對這種高難度的岩壁，當時的主流攀登方式是有大隊人馬合作、投入大量資源，且背後常有國家支持的大型遠征隊（又稱「喜馬拉雅式攀登」）；與之相比，僅以少數人輕裝方式進行的「阿爾卑斯式攀登」，因可攜帶的

裝備有限，亦無後援，因此難度倍增。但面對挑戰的誘惑，以及他心中希望讓自我認同與公眾認可達成一致的欲望，彼得接受了喬的邀約，一同前往那座險峻而美麗的高峰，最終成就了這場傳奇性的攀登，並為當代登山史奠定下了由集體主義轉向個人主義的關鍵轉變。 ▋將文學性、詩意與極度個人的感性帶入登山文學的先鋒名作 在彼得成功攀登強卡邦回返後親筆撰寫的這部作品，即完整記錄了整趟過程，從如何適應環境、整裝出發，到他們實際在強卡邦峰西壁40天孤立無援的攀登中，於技術與心境上所面臨的挑戰、兩人之間的交流與張力，以及途中各種錯綜複雜的時刻，直到最終登頂後的感悟，都於書中如實分享。這部作品與過往的登山文學不同之處在於，作者

拋開過往作品以技術、成就為主的描寫方式，而是以更具詩意、文學性的文字描繪他一路上的見聞，也誠實剖露他極度個人的感受與思考，因此更能使讀者在閱讀時身歷其境，感同身受。 在1978年出版後，這本書引起了廣大迴響，更於隔年獲得傳統得主是純文學英語作家（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V.S.奈波爾）的約翰．列威林．萊斯紀念獎（John Llewelyn Rhys Memorial Prize），成為開啟山岳文學此一文類的先鋒名作，傳頌至今不墜。 1982年5月，彼得與喬參加了鮑寧頓的聖母峰遠征隊，試圖首攀高難度的東北脊，卻在接近峰頂時雙雙消失身影，直到1992年，日俄遠征隊才發現了彼得的遺體。為了紀念兩人在

登山及山岳文學上的貢獻，他們的好友與家人於1983年創立了「博德曼．塔斯克山岳文學獎」（The Boardman Tasker Award for Mountain Literature），每年頒與當年度傑出的山岳自然文學、非文學作品，此一獎項逐漸建立起隆崇聲譽，也帶動山岳文學的新世代閱讀風潮。 【各界推薦】 吳懷晨（詩人、北藝大教授） 呂忠翰（世界公民兼探險家） 李明璁（作家、社會學者） 徐如林（《孤鷹行》台灣首本山岳文學作者） 張元植（台灣新生代登山家） 雪羊視界（知名登山部落客） 張星雯（艾格探險技術總監） 黃聲遠（田中央工作群主持建築師） 　　每每看到攀山的書，總是讓我興奮不已，

也因為我不斷在探險，走向高海拔對身體的極限，深刻面對生死離別的情緒，很能理解在這樣的過程以及實際環境下，人是如此渺小而努力想保持探險的價值，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對登山家來說，永遠有更困難的攀登難題正在尋求著答案。祝福那些不斷追求夢想而逝去的人們。 ──呂忠翰，世界公民兼探險家 　　如果說攀登聖母峰是有組織的作戰，那麼絕壁的攀登，則是人與山的競技場。 　　一座山可以有很多條登頂路線，選擇絕壁一向被視為英雄事蹟。 　　海拔高度6,864公尺的強卡巴峰，不以高度取勝，也不是未經登頂的處女峰，然而那直插入雲的尖銳山型、令人望而生畏的花崗岩西壁、吊掛於高海拔崖壁的露宿、揹負糧食裝備的重量……只有懷

抱熱情的二個年輕登山家敢於挑戰。 　　隨著作者文筆的生動描述，我與他們一起經歷從準備工作到攀登時的種種磨難，年輕時自己在高山稜脊上的小小身影也不時浮現在眼前。 ──徐如林，《孤鷹行》台灣首本山岳文學作者 　　好的登山文學，是普世性的。登山之所以有趣，之所以撼人心弦，絕不在那些外顯的技術行為。每天從哪走到哪、用什麼技術攀爬多困難的岩壁，並非攀登的重點。這些，只是內心活動的載體。攀登體驗的深刻之處，在於人將自身置入那極端的絕境之域，從而激發的思考、體悟，以及人我之間的互動。那些屬於人的故事，才是攀登跟世界的連結，也是這本書的迷人之處。 ──張元植，台灣新生代登山家 　　「要知道怎麼寫登山，那就

去看The Shining Mountain吧！」不只一次，在箭竹草原穿梭、迂迴在石壁與冷杉林間的休息空檔，詹偉雄大哥這樣對我說。於是這一面閃著薔薇金、鑲著藤壺的鯊魚背鰭，夕照下的強卡邦峰，就這麼進入了我的人生。 　　比起鹿野忠雄博物學精神的好奇與探索觀察，我讚嘆彼得・博得曼是位非虛構寫作高手；在二十六、七歲的年紀就將白描法練得淋漓盡致，讓你能在希斯洛機場和印度小巷中和他相遇，身歷其境一九七〇年代的高峰攀登，看見屏幕般潔白的強卡邦峰，還有他與隊友間的情感：依賴與摩擦、競爭與合作。比起英雄式的肯定，他細膩刻劃了人面對山的渺小、兩個心靈間的碰撞，還有登山家在挑戰未知時的痛苦磨難、精神世界與內在轉變

。 　　在這個三十一歲長眠聖母峰，卻留下不朽山岳鉅著的青年淺白好讀、幽默卻不失優雅的文字之間，或許你有機會看見現代登山文化，在後遠征時代之中，冰雪高峰攀登者所尋求的價值、開創性與精采的生命歷程。 　　「什麼？這傢伙居然跟我一樣，會為了省托運行李重量而穿雙重靴登機？」這是本讀起來很享受、輕鬆的書。它無疑是世界經典的山岳文學，但卻沒有名著的貴氣，反而更像是看著一位熟悉的朋友，和他可靠的夥伴一起到異地，不顧一切圓一個嚮往已久的夢。 ──雪羊視界，知名登山部落客 　　台灣的登山翻譯書籍很稀少，最耳熟能詳不外乎是《登山聖經》（The mountaineering）與《聖母峰之死》（Into Thin

Air，舊版書名為《巔峰》)兩本書，前者為登山技術書籍，後者則為敘述一九九六年聖母峰山難的故事。而記述著彼得．博德曼及喬．塔斯克兩人攀登強卡邦峰西壁登頂的這本《輝耀之山》，則是繼《聖母峰之死》一書之後值得推薦的山岳文學。 　　攀登的過程除了自我技術與外在環境的抗衡之外，更存在著攀登者的反思與山岳的互動。《輝耀之山》一書也把這些登山迷人的要素闡述得相當動人，讀著讀著內心也跟著激動起來，猶如身歷攀登過程，想著我應該怎麼做呢？ 　　如果你想要了解世界經典攀登史，《輝耀之山》是你不可不讀的經典之一。 ──張星雯，艾格探險技術總監 ──詹偉雄　策畫・選書．導讀──臉譜出版山岳文學書系 meters 

現代人，也是登山的人；或者說——終究會去登山的人。 現代文明創造了城市，但也發掘了一條條的山徑，遠離城市而去。 現代人孤獨而行，直上雲際，在那孤高的山巔，他得以俯仰今昔，穿透人生迷惘。漫長的山徑，創造身體與心靈的無盡對話；危險的海拔，試探著攀行者的身手與決斷；所有的冒險，顛顛簸簸，讓天地與個人成為完滿、整全、雄渾的一體。 「要追逐天使，還是逃離惡魔？登山去吧！」山岳是最立體與抒情的自然，人們置身其中，遠離塵囂，模鑄自我，山上的遭遇一次次更新人生的視野，城市得以收斂爆發之氣，生活則有創造之心。十九世紀以來，現代人因登山而能敬天愛人，因登山而有博雅情懷，因登山而對未知永恆好奇。 離開地

面，是永恆的現代性，理當有文學來捕捉人類心靈最躍動的一面。 山岳文學的旨趣，可概分為由淺到深的三層：最基本，對歷程作一完整的報告與紀錄；進一步，能對登山者的內在動機與情感，給予有特色的描繪；最好的境界，則是能在山岳的壯美中沉澱思緒，指出那些深刻影響我們的事事物物——地理、歷史、星辰、神話與冰、雪、風、雲……。 登山文學帶給讀者的最大滿足，是智識、感官與精神的，興奮著去知道與明白事物，渴望企及那極限與極限後的未知世界。 這個書系陸續出版的書，每一本，都期望能帶你離開地面！ ▍詹偉雄──策畫．選書．導讀 台大圖書館學系、台大新聞研究所畢業。曾擔任過財經記者、廣告公司創意總監、文創產業創業

者，參與博客來網路書店與《數位時代》、《Shopping Design》、《Soul》、《Gigs》、《短篇小說》等多本雜誌之創辦，著有《美學的經濟》、《球手之美學》、《風格的技術》等書。退休後領略山岳與荒野之美，生活重心投注於山林走踏與感官意識史研究。2019年協助青年登山家張元植與呂忠翰攻頂世界第二高峰發起「K2 Project 8000 攀登計畫」，目前專職於文化與社會變遷研究、旅行、寫作。

我國空軍公共事務之對外溝通策略分析－以《中華民國空軍》臉書粉絲頁為例

為了解決添丁之喜造句的問題，作者梅伯高 這樣論述：

近年來網路社群媒體發展蓬勃，對於人們的閱聽方式產生了重大的改變，本研究採用SWOT分析法作為研究取徑，探討空軍公共事務工作中社群媒體上的經營，並聚焦於《中華民國空軍》臉書專頁，藉以解析軍方運用社群媒體的對外宣傳策略。回顧過去文獻，SWOT分析法多應用於企業組織分析，雖亦有學者運用於軍隊事務中，惟尚無運用於社群媒體分析上，本研究透過訪談法語料蒐集，並試以SWOT分析方法，探討出「中華民國空軍司令部」臉書專頁之內部優勢（Strengths）、劣勢（Weaknesses），以及外部面臨之機會（Opportunities）與威脅（Threats），再以SWOT 交叉比對策略分析，研擬出應對方案，以作

為空軍未來在公共事務工作及社群媒體運用、經營上策略方向之參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