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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翰墨元素」營造國小校園空間的美感教育實踐之案例研究

為了解決篆刻課程台中的問題，作者劉憶萱 這樣論述：

　　本研究旨在探究一所小學運用「翰墨元素」營造校園空間美感與實施美感教育之方式。其中從構思規劃到付諸實行的實際作為，進而探索書法在美感教育的價值和在校園空間美學上的應用方式，以及此實踐作為在美感教育上的意義，並且提出以「翰墨校園」為教材內容的教學設計。研究者以個案研究法進行，觀察法、訪談法、文件分析進行資料蒐集，再將資料編碼分析及不同類型資料的交互比對，依空間運用、情境佈置和象徵意義等三個面向進行探討翰墨校園空間美學意涵，再從美感特徵、文學之美以及視覺文化探討「翰墨校園」在美感教育的意義，最後提出以翰墨校園裡的書藝作品為教材的教學設計，並進行教學成效分析。　　主要研究成果有四：(一)充分的規

畫翰墨元素營造校園空間可延伸學生的美感觸角以及擴展美感知覺範圍與能力。(二)適切的翰墨校園教材設計與教學活動，能有效提升學生的美感經驗。(三)透過參與式的翰墨校園空間營造，可讓師生深刻感受學以致用（書法的實用性）的成就感。(四)藉由「翰墨元素」營造校園空間，能提升學生文化認同。

道德統治與因果教化：臺灣官方與民間儒教的互動（1930s-1960s）

為了解決篆刻課程台中的問題，作者李威寰 這樣論述：

本文將臺灣有關儒教的論述立場分成兩大類型。第一種類型，是「官方」認可的儒教，由掌握國家統治權力與文教政策的官員、學者為代表；第二種類型，是流行於「民間」的儒教，由沒有統治權力的基層士紳、文人，與一般民眾共同信守、發展而成。從內涵層面觀察，這兩種儒教最大的差異，在於對儒教的「宗教」性質的態度；官方的立場傾向排斥，民間立場則盡力擁護。本文認為，臺灣儒教發展史的其中一種重要面相，就是官方與民間儒教兩種群體各自發展，卻也不斷互相影響的過程。這種發展的歷史結構，可以上溯到清領時期官方的科舉、廟學制度，與民間的文昌、鸞教信仰的互動；並持續形塑於日治時期，日人的「同化」政策，與鸞堂發展勃興、孔廟民間化的關

係中。戰後，日人離開臺灣，取而代之的民國政府，為臺灣的民間儒者帶來了以國族主義為基底的現代轉型壓力；本文以高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國文、公民、歷史等課程，與孔孟學會發表的論述，代表此時期官方儒教的立場；又以跨越日治與戰後時期的北臺民間儒者──黃贊鈞、施教堂等人的出版事業，代表此時期民間儒教的活動與論述。本文主要的研究議題，就是臺灣的民間儒者如何在一九三○到六○年代，與跨越政權變化的不同官方儒教互相折衝或整合。本文最重要的論點是：無論是日人或民國政府，都利用其體制性權力，透過學校教育促使民眾認可官方的儒教觀，並排斥民間的儒教觀；另一方面，臺灣的民間儒者雖然面臨官方壓力，卻始終不放棄自身的「宗教

」信念。為了這個堅持，民間儒者或者擴大社會網絡連結，或者對官方的意識型態虛與委蛇，但也都持續保持一個合作協力的態度，以減輕官方的壓迫。最後，從文教政策對整體儒教活動的影響來看，1967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發起，可以被視為臺灣儒教發展史的另一個轉型階段的開始。本文的論點與發現，辨明儒教活動在臺灣文化史上的價值──即使脫離了科舉制度，邁進現代化社會，以「儒」為標籤的道德論述仍持續與政治意識型態、倫理觀、宗教信仰等環節緊密連動。其次，無論從儒教文化圈的視角，或是從儒教思想史的視角來看，本文都能貢獻一個具體實例，來說明「儒」的多元性：一方面，「儒教」在不同地域、不同情境中，確實可能發展出互有異同的

制度與生活；另一方面，「儒教」在不同身分、不同社會地位的儒者身上中，其內涵可能會有相當大的差異，這是我們談論「儒」的時候，不能忽略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