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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來台灣宣講活動發展研究-以高雄地區鸞堂為例

為了解決行天宮祭星幾點開始的問題，作者李淑芳 這樣論述：

宣講是傳統社會最主要的社會教化活動，從明清、日治到戰後，迄今未曾中輟。清代通過頒佈聖諭,將儒家思想轉化為清朝皇帝的聖諭,教化人民成為日常生活與道德行為的準則，既增強了其神聖性,亦有利於鞏固清王朝的統治，以達到社會控制的目的。 清代台灣移墾初期以經濟活動為主，民間普遍瀰漫逐利之風，故文教不盛，在拓墾逐漸完成，遂轉向文治社會。文教治臺卻是治臺官員的共同主張，從藍鼎元、陳璸、徐宗幹等良吏對聖諭宣講的實施，作為清朝中央政府與臺灣溝通的橋樑以及官治形象的奠立，有正面價值，更有緩和臺灣社會的壓力的作用。清末開始，僵化的官方宣講活動衰微，在民間社會一股「由下而上」的新契機隱然浮現，在聖諭宣講之外加入

善書內容，為爾後日治時期的民間宣講注入了新動力。 日治時期（1895-1945），清代以來的官方宣講活動停止，日本實施的同化與現代化指導政策下，儒家文化面臨重大的危機，堅守傳統價值的舊社會的「隱性儒家」組織鸞堂，利用神道設教的方式，將宗教化、世俗化的儒教推廣到民間，以善書宣講為內容成為宣講教化的主流。著書、宣講、濟世為鸞堂三大任務，知識分子藉此傳達其淑世的理想與進行社會革新，為因應時局，宣講與維新結合，內容上加入時代社會性議題，以協助解決現實、時效性問題，如戒煙運動、鼠疫宣導，這種「由下往上」的呼應，表達對社會的關懷，贏得統治者與民間的認同，已超越了宗教性的範疇，發揮了社會功能。

戰後宣講教化活動仍進行不輟，然因社會變遷快速，傳播媒體日新月異，民眾資訊的取得多元，加上福利國家政策的施行，使宣講活動的過去所扮演的諸多功能逐漸縮減，雖仍擔負有一部份道德教化功能，但整體來說，已走向純宗教之路；另一方面，新興鸞堂以新思維、多元經營方式，使宣講活動呈現另一種新的格局。 本論文以宣講活動為主軸，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緒論，著墨在名詞定義與文獻探討，第二章為清代的聖諭宣講，探究聖諭宣講的淵源及其實施與式微，第三章則聚焦在台灣官方宣講的實施與成效，第四章為日治時期，此時期宣講活動轉變為以仕紳或知識階級為主導的鸞堂、善社之善書宣講為主流的方式，第五章為戰後迄今，宣講活動雖未斷絕，但性質

上已侷限在宗教性範圍，鸞堂的講活動仍是值得關注，尤其是新興鸞堂的發展，故此章以高雄地區三家鸞堂的宣講活動為觀察重點，探討現代宣講活動的性質與特色；最後一章結論與建議，研究發現宣講活動在不同政權轉移下的宣講活動的形式與內容均有其演變與呈現時代特色，未來將持續觀察進一步探討更深層的社會價值與意義。關鍵字: 鄉約、宣講、聖諭、鸞書、善書、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