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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代表選出方式的性別積極平權措施：談憲法上的性別平等與民主理論

為了解決調查局錄取率的問題，作者張喬婷 這樣論述：

本論文的主要目的，在於重新檢視我國法學論述近15年來反對民意代表選出方式性別積極平權措施的依據，並在我國憲法架構之下，闡釋此種措施與我國性別實質平等觀和參與式民主觀之間的關係。近幾十年來，在國際社會當中，將女性民意代表代表不足視為歧視和排除的結果，是不平等與不民主的展現，各國政府積極採取措施來彌平此等不足，目前世界上已有超過100個以上的國家和政黨採取了民意代表選出方式的性別積極平權措施。此種措施雖在英國法院、法國憲法委員會遭遇挫折，卻因此引發英國修改法律和法國修改憲法，來容許此種措施、解決此種措施合憲性的爭議。我國憲法雖自立憲之初即有婦女保障名額的規定，卻未能使得此種措施的相關爭議落幕：近

15年來，政治學界和民間性別平權運動團體卻著眼於目前保障比例過低，無法發揮實效，而倡議此種措施的改進；與此同時，法律學者紛紛從立憲論的層面，主張此種措施應予廢除。法律學界主要反對民意代表選出方式性別積極平權措施的理由有三，分為事實層面的理解和規範價值的評價兩個層次。在事實層面的理解部分，法律學界主張台灣社會性別已經平等，以及女性民意代表不足並非結構性歧視所致。規範價值的評價，包含認為此種措施違反憲法性別平等，以及違反憲法民主原則兩部分。在前者，法律學說主張我國憲法平等權不保障事實上平等、僅保障個人、機會的平等，民意代表選出方式的性別積極平權措施追求事實平等的實現、保障團體、結果的平等，故不符合

我國憲法平等權意旨。在後者。法律學說主張憲法民主原則為票票等值和多數決，此種措施不符此二原則，違反憲法的民主原則。關於事實層面的理解，鑑於法律作為一門規範學，我國的法學研究卻很少嚴肅面對事實究竟為何的理解，本文引入了實證資料，證立我國目前性別結構仍然嚴重傾斜，女性民意代表長久以來代表不足，即是因為此種結構性歧視所致。結構性歧視跨越了個人，亦非個人努力所能有效扭轉，因此需要透過審慎的制度設計，來克服此種結構性歧視，向性別平等的社會實質跨進。形式平等觀在面對社會歧視時，認為法律的相同對待視同為平等，將法律上的不同對待視同為歧視。然而，實質平等觀批評形式平等觀忽視了法律上的相同對待在性別結構失衡的社

會當中，只是在維持現有結構優勢者的地位，欠缺對於現實狀況不平等的挑戰。我國憲法自始即採取實質平等觀，要求國家要認識現實社狀況的不平等，並採取積極措施來消弭此種不平等，使得社會上的人民得以真正因為憲法平等權的宣示而享受相同的尊重與尊嚴。即使如同學說上主張我國憲法平等權是在追求個人機會平等，我國憲法的立憲、歷屆修憲過程以及憲法文字的規範架構，也已經清楚宣示：民意代表選出方式性別積極平權措施正是實現此種平等理念的適宜手段。此外，民主原則除了形式平等的票票等值與多數決以外，也重視多元與參與。在近代審議式民主觀的理解底下，民主的深化在於審議與思辨以獲得決策正當性的過程；而要獲得真正的審議與思辨，便必須使

得社會當中多元的觀點都得以在政治決策過程當中被聽見、被考慮。因此，在權力結構不均的社會底下，我們希望得以適當的制度設計，開啟政治平等和社會平等良性循環，便應該使得原本被排除於政治場域之外的團體得以被納入、平等地政治場域當中發聲、參與決策的討論。我國憲法雖未言明其民主觀，但從憲法與民主相關的制度設計，即可推知我國憲法在重視國會多元觀點的參與，與當代審議式民主觀接軌。我國實證經驗上也證實，女性民意代表在政治場域當中的現身，改變了原本由男性獨佔的國會議程，使國會的關懷更關照到全民的需求；女性民意代表由於其與社會性別結構失衡下的女性選民的感同身受，致使我國女性民意代表在性別相關法案當中貢獻良多，應證了

存在政治與觀點代表理論，也實現該理論所欲追求的政治平等與社會平等互相增強的目標。事實上，實質平等與重視參與的民主觀，在我國憲法底下並不是兩個獨立不相關的概念或是原則；它們都指出我國憲法重視社會現實的不平等，並希望藉由憲法等相關制度設計，來解決此種結構性不平等所造成的歧視和排除。其中，我國憲法特別關懷民主過程當中，此種歧視和排除所造成的社會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的惡性循環，並透過憲法相關制度設計，致力於彌平此種不平等。民意代表選出方式的性別積極平權措施，正是我國憲法對於性別採取實質平等觀，以及對於民主原則採取參與式民主觀的交集與展現。

分駐（派出）所男、女警工作認同及工作勝任比較之研究

為了解決調查局錄取率的問題，作者林詔徹 這樣論述：

就警察工作而言，在制度設計上應不分性別，只要訓練、考試合格，具有一般警察人員的工作能力，即應公平進用，但許多考試、訓練合格的女警，實際上卻未必具有適格警察人員應有的工作能力，此對分駐（派出）所工作的推展及男、女警的相處甚為不利，另女警應佔分駐（派出）所員警人數多少比例？對於警察文化、警政服務品質的影響為何？均為引發本研究的重要動機。本研究主要在探索分駐（派出）所男、女警的工作認同及工作勝任有何差異？造成差異的原因及如何提升男、女警的工作認同及工作勝任等問題，並冀能提供這些問題的解決之道及寶貴建言。本研究係以台北市、台北縣警察局有女警服勤之分駐（派出）所員警為研究對象，採以量化為主，質化為輔之

研究，並以質化研究發現來驗證量化分析結果。在量化研究方面，對分駐（派出）所女警採以普查方式實施問卷調查，共發出320份問卷，回收307份，其中有效問卷為288份，回收有效問卷為90％，並依回收問卷所得資料進行次數分配分析、平均差異檢定及平均數變異分析；另在質化研究方面，針對相關探討主題，選擇較適宜之女警4人、男警 2人、女性巡佐1人及女性所長1人，合計8人進行深度訪談。量化研究結果發現，男警的工作認同較女警為佳，其中又以從警年資10年以上的男警工作認同程度更差，是我們所要特別留意的風險目標；但在工作勝任方面，女警的工作勝任則較男警為差。另經彙整質、量化研究，綜合發現如下：一、男警對女警存有「又

愛又怕受傷害」的矛盾情結，男警在女警人數甚少，還可以忍受的範圍內，常不願將不滿表現出來，致使女警感覺男警是善意的，而比男警更加篤定地認為派出所的同僚關係良好。二、女警較無法承擔派出所的輪番勤務及深夜勤務，顯示輪番勤務制度是造成女警工作負荷較男警為重的主要原因。三、女警在單獨面對歹徒、面對突發狀況、適時使用槍械等方面的能力較男警差，以及女警本身性格較不適合派出所工作等，是造成女警工作適應情形較男警為差的主要原因。四、女警的工作能力仍無法跳脫其性別上的限制，整體而言，男警比女警更具有在派出所工作的能力。五、女警的工作認同雖比男警更容易受到家庭因素的羈絆，但影響有限，整體而言，女警對於工作認同的程度

仍略高於男警。六、雖然大部分女警自認為可以勝任派出所工作，但整體而言，男警比女警更能夠勝任派出所的工作。七、男、女警在觀念思想上的不同，才是造成男、女警工作認同及工作勝任不同的最大原因。最後，本研究針對研究發現，提出以下建議：一、建立兩性都比較可以接受的勤務輪番制度、強化女警執勤能力、灌輸兩性平權、尊重性別差異之重要觀念，以減少男、女警的工作衝突，建構和諧互助的警察兩性關係。二、研究發現男警的工作認同較女警為低，其中年資較久男警的工作認同程度更度，故設法改善其最不滿意的升遷制度及同僚關係，對提升整體員警工作認同的效益最大。三、減少輪番勤務制度對女警工作的負面影響，提升女警的工作負荷能力。四、降

低女警對工作安全的顧慮，提升其工作適應能力。五、協助女警跳脫性別上的工作限制，使之成為適格的警察人員。六、透過執勤經驗、知識的累積只能改變派出所員警的工作認同，並無法改變其工作勝任，施以嚴格的教育訓練及建立良好的管制、評核機制方能有效提升派出所員警的工作勝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