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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行銷策略之研究──以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為例

為了解決豐原in89優惠票書局的問題，作者潘怡婷 這樣論述：

2018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為臺中市政府所爭取的大型國際展覽活動。然而，市府該如何在政治、經濟與社會三個層面的外在環境影響下行銷臺中花博。同時，又該如何透過臺中花博的活動，呈現出在地化意象，進而提振台中當地的產業等。地方政府透過大型活動發展地方，皆值得深入探討與關注的。 本篇論文採取質性研究方法，研究設計主要為「個案研究法」，在彙集資料之層面便以「文獻分析法」作為本研究基礎，結合深度訪談彙整本研究主題之資料。並透過理論之文獻回顧與個案中政策行銷策略組合之理解，參考並修改政策行銷模式理論與政策行銷策略組合，以建構出本研究架構，本研究脈絡主要分析臺中花博在政治、經濟與社會三個不同構

面要素的個案內外環境，檢視臺中花博所採取的策略組合達成預設的政策行銷目標與否。最後，針對臺中花博之行銷策略進行檢討。因此，本研究以相關之利害關係人為訪談對象，進一步透過「深度訪談法」檢驗臺中花博個案行銷之目標成效。 縱觀研究結果主要為：一、使用環保建材興建場館；二、活動中，呈現世界各地的在地化意象；三、國外遊客入園人數不高；四、推動二日與三日票價優惠，使遊客留宿台中；五、縣市周的措施優惠，吸引外縣市遊客入園；六、運用多個當紅網路平台，傳遞活動最新的訊息；七、增加行政部門舉辦大型活動的經驗。 根據上述發現，本研究提出左述三項建議：第一、活動主題結合在地意象，呈現城市的在地特色；第二、

政府也可以善用夥伴關係，像是招募志工，以及當地社區產業發展協會，由三方共同協辦活動，以增強行銷的力量；第三，政府部門除了可以利用有限資源，即運用網路途徑，發佈活動相關之即時資訊等。是故，本研究期許透過分析臺中花博政策行銷之個案，進而從中發現問題與目標成效，提供政府部門日後在舉辦相關大型活動之具體建議。

威權統合主義下的「台北市報業公會」(1949～1958)

為了解決豐原in89優惠票書局的問題，作者夏士芬 這樣論述：

民主被視為普世價值，從直接民主轉為代議民主，再以審議式民主補菁英式民主的不足，公共領域更顯重要。公共領域以新聞媒體和社會團體兩種機制而存在，解嚴前，台灣新聞界即存有許多新聞團體，唯其運作並非純然是公共領域或第三部門的概念之下，更多是威權統合主義下的準國家機構。「台北市報業公會」誕生於國共內戰失利撤退來台的國民黨政府進行威權統合的體制之下。國民黨面對挫敗與吃緊的國際情勢，很自然也順理成章地重拾抗戰時期的「國家至上」精神，一切物力、人員都在國家動員的範疇中，憲法賦予的新聞與言論自由遭到凍結，新聞媒體、新聞團體與新聞教育都在黨國體制統合下成為侍從，國民黨第四組取代政府機關成為新聞領域的主管機關。但

國民黨威權而非極權，加上內部派系的問題，以及報業與報人自清末現代化以來，受到西方國家的影響，就是以自由、獨立為目標，縱使生長的土壤中。這樣的養分並不多，但也某種程度延緩了新聞界被統合的進程。1948至1958年間的「台北市報業公會」一方面扮演準國家機構的角色，協力政府完成許多工作，對外參與國際新聞性團體與活動，共同反共抗俄，對內積極報導國家總總建設與成果，同時，也提供許多社會服務；另一方面，此一時期的報業公會仍有空間扮演公共領域的角色，除了基本的同業服務，為了爭取新聞用紙的價格平穩、供貨正常與品質提升，為了爭取新聞事業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報業公會集合黨公民營報業共同向政府請願，更為了阻擋《出版

法》的不當修正，站在政府的對立面、據理力爭，但政府的強硬態度，完全無視新聞界的請願與呼籲，《出版法》如政府所願納入「撤銷登記」的罰則，此一過程中，報業公會內黨公營報刊與民營報業決裂，民營報業間也離心離德。請願抗爭失敗，在後續的戒嚴歲月中，報業公會未曾再提出任何請願，只能扮演宣傳或侍從角色，「無黨無派獨立經營」成了報業與政府所能維持最遠的距離。時隔一個甲子，回憶起威權時代的公共領域只能享有有限的民主，反觀解禁後脫離政治權力掌控的媒體又淪為財團的附庸，多元發展的新聞團體也反映民主的有限。民主的有限意味著政府、財團與人民任何一方的權力都受有限制，亦或維持動態平衡，這正是民主平權社會的重要象徵，但筆者

依然期待廣大人民的力量能透過公共領域進行更平等、多元與理性的對話與集結，以便和政府及財團兩大勢力，達到相互制衡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