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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輔仁大學與中西交通史的萌芽

為了解決輔大圖書館校友的問題，作者張揚舞 這樣論述：

本文以北平輔仁大學為個案，從學術機構之角度，分析史料收藏、時代回應、機構宗旨、人際網絡與典範傳承，如何促成中西交通史的萌芽與形塑？中西交通史大略在1920-30前後逐漸萌芽。然窮本溯源，可上溯至晚清域外史地、西北史地、元史學，與域外東方學之匯流。此專史類門之型塑，背後所體現之研究動能，除史料、方法之傳承外，亦反映在與歐洲文明交會後，知識分子再思對古代中國於世界上之地位。1922年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主張觀察「世界中的中國史」，1924年章太炎在〈救學弊論〉斥當代中國史研究是為外人而作，即反映了此專史之時代特性。1928年張星烺於《中西交通史料彙編》自序中對西與中的編排，明確表示出中西交通

史，所欲回應西力東漸後重思歷史中的中國與世界這個時代提問。張星烺此作，為中西交通史的價值作了說明，也為此專史日後之研究，奠下重要的史料與方法基礎。輔仁雖非最早開設中西交通史課程之學校，然以下四大原因，使其在中西交通史萌芽歷程中，輔仁佔有重要關鍵。其一，陳垣長年擔任輔仁大學校長，張星烺擔任輔仁史學系主任，兩學人在中西交通史方面有重大貢獻，以此兩人外擴的人際網絡構成一中西交通史學術共和國。其二，輔仁因為是教會大學，教師來源相較北大、清華等校較不拘一格，且因為外國教會背景，長年有不同國籍學者任教其中，並參與相關學術活動，特別能顯現出其跨國性學術共和國特徵。其三，輔仁雖為一天主教會設立之教會大學，然主

持者為中國人，且以國學研究作為創校之基礎，別具溝通天主教、西方科學與中國文化之意涵。中國基督教史本身即為中西交通的重要論題，輔仁在此方面有重大貢獻。例如陳垣對元代也里可溫之考據，即出自輔仁大學前身輔仁社的社課活動。其四，輔仁創校者與師生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中具有承先啟後之特性。英華、馬良與陳垣、張星烺，上承晚清西北史地與天主教中國傳教史之史料與人際；張星烺、方豪又下啟中西交通史之研究典範。若以史學類門建構而言，輔仁大學在中西交通史研究萌芽中，實為重要之環節。本文除緒論與結論外，第二章〈中西交通史論題與萌芽背景〉，自晚清元史補證、西北史地與域外史地著手，說明西北、域外這些討論中西交通史的基本材料，何

以逐漸開始受到晚清士人如魏源(1794-1857)、徐繼畬(1795-1813)、姚瑩(1795-1873)等注意，並著重於探討史家與史家間的材料承接及其人際網絡。進而討論域外東方學下漢學研究的「審邊塞」傳統，由十六世紀開始之傳教士如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8)，乃至十九世紀以來的歐美、日本學院漢學家如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伯希和、白鳥庫吉(1865-1942)，何以著重傳統士人所不在意的邊塞、族群、外來宗教問題，並梳理域外漢學家與晚清士人的交流中，如何逐漸將這項傳統

，傳輸晚清士人與民國學者。第三章〈輔仁創校、課程與中西交通史研究傳統〉，探討輔仁大學的設立背景，自英華、馬良籌辦輔仁社談起，並整理二人之教會背景、政界背景，說明二人投入基督宗教高等教育與明清天主教研究的各項原因，揭出史料優勢與中西交通使命，乃輔仁自創校即著重於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背景因素。續論陳垣、張星烺二人的治學歷程與學術貢獻，說明二人如何為輔仁立下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典範，以及陳垣接掌輔仁大學，如何透過其人際網絡羅致師資團隊，建立中西交通史課程。第四章〈輔仁對中西交通史產生之影響〉，對輔仁三大學術刊物《輔仁學誌》、《輔仁英文學誌》(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

ty of Peking)、《華裔學誌》(Monumenta Serica)刊載之中西交通史論題發展進行分析，並討論專書出版與後期教師研究成果，證明輔仁已然何成為一跨學校、跨國界之中西交通史學術共和國。北平輔仁大學由於其創校背景與史學系執行者陳垣、張星烺之傳統奠定、學術共和國創建與葉德祿、方豪的典範傳承，為促成此中西交通史萌芽之重要關鍵。輔仁或不足以呈現中西交通史萌芽之全貌，惟在此領域之發展過程中，確然舉足輕重，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搶救平津學人之研究（1948─1949）

為了解決輔大圖書館校友的問題，作者李定榮 這樣論述：

本文透過對《朱家驊檔案》、《傅斯年檔案》、《蔣介石日記》，以及當時報章雜誌報導等資料的分析，試圖考證國共戰爭末期，平津地區「搶救學人計畫」的背景、動機、決策過程、結果與影響。這場匆忙之間臨時發起的搶救運動，起因於國民黨方在遼西會戰的迅速失利，以及徐蚌戰場的開啟，對平津地區所造成的孤立局面，關聯總統府、教育部、交通部、中央研究院、華北剿匪總司令部、平津鐵路管理局、國立臺灣大學等單位，以及平津地區，特別是北平的大專院校。除了對於學術文教事業的重視，以及蔣介石、朱家驊、陳雪屏、傅斯年等計畫起者與平津地區學人之間的私誼，國民黨也藉由這場行動，試圖搶救自身的黨務基礎與統治正當性。不過在搶救學人計畫先後

進行的三次撤離行動中，僅合計「搶救」出學人30名，含眷屬110餘人，與計畫之初所設定的目標相距甚遠。透過對於戰後教育史的爬梳，可以得知搶救學人計畫的失敗，原因包含有一系列教育政策的不得人心、甫經復員的學校機構與學人短時間內難以接受再次遷徙、中共的拉攏，以及學人在「去」、「留」之際，對於自身所處位置與社會角色的認知。儘管學人們在政府遷臺前後，又將再一次面臨抉擇，不過這場搶救平津學人行動的結果，也作為日後「大撤退」的前奏，預演了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地區統治的謝幕，並基本劃分了1949年後兩岸的學術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