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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學生休閒參與、休閒動機與休閒阻礙之研究-以醒吾科技大學為例

為了解決逢甲大學夜間部獨招的問題，作者徐舶洲 這樣論述：

本研究主要探討大專校院學生從事有關休閒參與、休閒動機與休閒阻礙的差異情況。研究對象為醒吾科技大學進修(夜間)部學生，以便利取樣方式，共計發放問卷380份，有效問卷341份。統計應用軟體為SPSS 12.0版，分析項目包括描述性統計分析、獨立樣本ｔ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及多元迴歸等統計方法。研究結果如下：男性學生之「運動競賽型」參與程度高於女性學生；41歲以上之學生「社交藝術型」參與程度高於20歲、21-25歲及26-30歲等三個年齡層之學生；已婚學生之「家庭阻礙」高於未婚學生；子女數為「2人」之學生在「社交藝術型」參與度高於子女數「1人」及無子女的學生；收入(零用金)為4

-5萬元之學生在｢行為部份」之動機高於收入在1萬元以下之學生；每月休閒可支配金額為「9001-12000元」及「6001-9000元」之學生在「紓壓嗜好型」參與度高於「1000元以下」之學生；休閒參與與休閒動機呈現正相關；休閒參與與休閒阻礙呈現負相關；休閒動機與休閒阻礙呈現負相關；休閒動機對休閒參與在「視聽娛樂型」具有影響力。

二二八事件研究史 –以臺灣的相關研究與出版品為中心

為了解決逢甲大學夜間部獨招的問題，作者黃種祥 這樣論述：

二二八事件發生迄今已近七十年。這段期間，臺灣的社會與政治環境多次大幅改變；各方對該事件的論述，也不斷因應時局進行調整。歷史事件的詮釋，難免受到各種外在因素的影響，二二八事件的性質本就爭議性十足，其內容又與族群、省籍問題關係密切，受到各方關注實屬必然。所有與二二八類似的事件都令人感到悲傷，不應發生。從日治時代在三鶯走廊、桃園臺地、雲林等地的屠殺，與林少貓、噍吧哖、霧社等事件，到後來國民政府的白色恐怖，死亡人數多不下二二八事件，但在近代臺灣卻都未形成重大的政治或社會問題；白色恐怖雖引起不少關注，但明顯依附於二二八事件之下。由此可見，在目前重新建構的臺灣史當中，二二八並不單純是令人悲傷的歷

史事件，亦有相當程度的政治操作成份在內。 以研究者的立場來看，二二八事件的史實不可能被重建，畢竟任何當事人都無法全面看見所有真相，甚至不少見證者的證言與口述記錄也是聽來的傳聞。因此，本文透過探究不同時代研究者的意識形態及研究成果，希望略窺史實。 本研究的第一個目標，是進行二二八事件相關研究著作的目錄整理。總計收錄官方檔案25部、文獻資料彙編16本、事件當事人及其親友的回憶性著作68個單位、當事人及親友的口述訪錄62個單位、事件當時出版品17個單位、官方正式調查報告4份、中央政府機構研究論著36本、地方政府機構研究論著70本、相關專書227本、學術期刊論文209篇、研討會及論文集論文

169篇、學位論文106篇、報章雜誌506個單位、相關文學創作8本，共1521個單位。 第二個目標，是藉量性分析的方法將上述研究著作進行統整，依時序排列，最後進行質性分析。並以此探究二二八事件相關研究之趨勢、頻率、週期、生態以及模式。統計結果顯示，二二八事件的研究，無論數量、方向或趨勢，都深受各種外在因素及大環境影響，其中又以政治因素為主。畢竟執政者的政策及立場，能影響的層面既深且廣，非其他因素可比。 第三，本論文也針對相關研究的部分爭議及問題，整理各家的不同看法，略作分析，並提出個人的見解。包括二二八事件之性質及死亡人數爭議、部分史料及口述歷史的可信度問題、二二八研究的史學與政治

及左翼勢力對事件的影響等，希望對後來的研究者能有微薄助益。 口述歷史無疑有許多優點，能由不同角度比對官方檔案及資料，也能以不同立場來理解與認知當時狀況；但缺點同樣不少，受訪者所知難免片面、局部、主觀，又可能受個人因素及環境氛圍影響，史料價值較低。由陳英泰的經驗可知，政治受難者集體受訪前已有默契；陳正雄的例子則讓我們知道，訪問者的立場亦影響訪錄之結果。 其他史料的部分，臺灣旅滬同鄉會在事件之初，地位相當重要，不但組成臺胞六團體向媒體發表言論，又與《文匯報》合作召開座談會，在各大媒體宣傳政府的失政與屠殺。但此組織已證實當時在中共地下黨控制下，因此相關言論可信度恐怕不高。葛超智《被出賣的

臺灣》書中的內容，無論對臺灣產業的描述、公務員數量、通貨膨脹的原因，乃至於美國軍官伊文斯的貪汙事件等，都與檔案資料不符，造假以詆毀陳儀政府的內容亦多。誠然，此書並非嚴謹的政府公文，也非學術著作，認真追究其內容真實性意義不大，但此作品影響臺灣極其深遠，令人搖頭。 陳其邁提出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六條之一」修正案，要對企圖否認或粉飾「現今二二八論述」，而傷害受難家屬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個人以為，在不影響自身利益的情況下，人們多會同情弱勢的一方。二二八受難家屬們的遭遇確實令人心痛而感同身受，但若因此將其作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圖騰，似乎又太過；為了保護他們的心靈不受傷害，而要立法封殺所有

不同看法的言論，以及立場相異的學術研究，恐怕適得其反。 近來的研究，多認同中共地下黨及臺共對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並無直接關係；但真要說事件當中共黨的影響不大，則與眾多檔案及訪錄牴觸。國民政府統治臺灣初期，各種貪污腐敗、施政錯誤，左翼群眾不惜投入反對暴政的行列，包括中部的二七部隊、臺北的學生起義與南部的民主自治聯軍都與左翼有關。比起見風使舵、觀望局勢的騎牆派勝過許多。但也因為始終站在反抗的第一線上，遭遇最多的壓迫與傷害。現今的二二八研究擔心模糊焦點，也怕觸碰到受難家屬的傷口，多有顧忌，連官方論述也很少論及這一塊。 歷史事件本來就不應該只有一個面相，由立場不同的人來看，事件自然有不同的定位

。無論如何，以研究者的立場，不應將事件預設為善良與邪惡的對立，或是好人對抗壞人。一如《悲劇性的開端》所提：「我們相信讀者在認真思考導致此一事變錯綜複雜的因素時，不會將它視為一場好人對抗惡棍的殊死戰，而應視為一樁悲劇性的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