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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官璽風格與其傳承應用

為了解決篆刻字典線上的問題，作者邱尉庭 這樣論述：

古璽的風格與形式美在近現代篆刻家的創作中愈來愈受到重視，無外乎得益於出版業與電子數位化所帶來的便利，使得篆刻家能更容易地取得古璽印的印譜，以及各式各樣的文物研究資料。比起明清派印人，現代篆刻家在「古璽印」的認識更加全面，但也意味著創作者需要學習的面向更深入也更廣泛。本文將戰國時期的「官璽」作為研究主體，並將研究分成「文字學與考據」、「視覺分析」、「明清印人之古璽風格創作」三大主軸：第二章「璽印的流變與發展」透過現今學界於文字學、聲韻學、出土文獻考據的成果，進一步在戰國時期「三晉」、「齊」、「燕」、「楚」、「秦」等五個分域之官璽中，找出代表性的文物，針對其文字造型、形制等方面進行考究。第三章「

戰國璽印之形式美」透過西方視覺心理學的方法，針對周代金文、戰國官璽的風格進行分析，並建立起戰國官璽主要的視覺風格與特色。第四章「明清印人之古璽創作與視覺分析」則是透過第一與第二章之分析結果，進一步從文字學、視覺層面切入賞析明清篆刻家取法古璽風格之篆刻創作。第五章「結論」乃是透過第四章明清印人古璽印創作分析之結果，再進一步地從民國以後篆刻家之中，找出代表性的名家以及其古璽印風格創作，審視並歸納戰國官璽風格在後代的傳承應用方式，為本文作總結。

翁方綱及其文獻學研究

為了解決篆刻字典線上的問題，作者孫守真 這樣論述：

　　翁方綱的文獻整理工作著實可觀，歷來研究翁氏者未曾以文獻學的角度來研究，本論文試著以文獻學的角度來研論翁氏，並由翁氏的文獻工作，研究其文獻之學，探討其中可資文獻學借鏡的理論與方法。尤其在文獻意義上及文獻學的範疇上，提出新的思維，以供學界討論。　　至於翁氏參與《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成效亦為可觀，本文花費頗大的篇幅考論其中的史實及細節，並就《四庫全書》編纂的動機，及翁方綱一己文獻觀點，作一番比對與呼應，且由翁氏談論《四庫全書》的實情，推測他對《四庫全書》的評價及其態度。　　由翁氏文獻之學的了解，亦可因此熟悉其詩學、書學、經學等與文獻之間的關係。本文主張：以文獻學作為樞紐，來作為解讀翁氏諸學意

趣之參考，才能較精確地掌握翁氏諸學之旨趣。如何故詩有「學人之詩」的講究，「詩」重於「學」的觀念，書法講習臨摹、間架、楷則之基本，皆與他講究文獻，而學問奠基於文獻脫離不了關係。　　本文主要分為三大部分：一則緒、結二論，除一般緒、結二論之內容外，具載本文據以論述之學理，可見本文論述之主軸，及於文獻之觀點。二則翁氏其人之研究，即題目「翁方綱」「研究」。三即題目「其文獻學」「研究」，中分目錄、版本、校讎、辨偽、金石五章論述。　　第一章主要在以《四庫全書》編纂動機的討論作為引發，以見本文研究之動機，並就翁方綱個人治學及其對文獻態度之特色，作為《四庫全書》編纂動機的參照與佐證：力主《四庫全書》編纂的經世意

義遠勝於學術意義，且此一意趣是翁方綱亦表「贊同」的，並非只是統治者或清高宗乾隆皇帝一人意志之遂行而已。故吾人在評斷《四庫全書》編纂動機與成果時，需要有相應的理解才好，不該只是一味從文獻求全或學術本位的角度來批評。亦因此諸端討論，引發對傳統「文獻」觀點批判的檢討，重新考究「文獻」之本義，並提出「文獻學」補正的意見及還原「文獻」之「獻」的思維。　　第二章則為翁方綱其人之研究。考論其大事、履歷及師友、學術旨趣與著作等。作為瞭解翁氏的基礎。　　第三章則為考論翁氏關於目錄學之工作，如在四庫全書館編纂書籍及撰擬提要稿之史實的考述，並發掘其中翁氏尚不為人知的成績。如山谷諸集的校辦與辨偽。末則就其目錄之著作，

及文學與文獻目錄間的關係，作一闡述。並略述其目錄學的方法與特色。題跋，類似提要的功能，為翁氏發表研治文獻成績及其文獻觀點與態度的重要方式，故併於此章內附論。　　第四、五、六三章分別就版本輯佚、校讎考證、文獻辨偽等，就其論述、原理原則、方法及成績諸點分別考論，以見翁氏在此諸文獻面向的表現實況。　　第七章則專就翁氏金石考訂的實務作一番考論，並綜論其文獻訪求之諸端，金石學宗旨的闡述。章首冠以釋義正名，就歷來研論翁氏者，拓、搨不分的情形，作一番辨正。　　第八章結論，除了綜結本文所論之要點外，並提出一元二脈四法則（實、本、正、原）以作為理解翁氏學術旨趣的要領，並提出「終極目的」的思維，以供研論者參考。　

　限於篇幅及論文體例，本文不可能鉅細靡遺地爬梳翁氏一切文獻工作的面相。然而在目錄一章，論其在四庫館辦理《四庫全書》的情形，卻可作為本文原擬鉅細靡遺研究的概況。由此篇幅甚巨之一章，亦可見本文若欲鉅細靡遺地研論翁氏，其篇幅將如何可觀。此亦本文所以由複審稿的千三百頁，刪至至今的七百餘頁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