汨羅江屈原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必買單品、推薦清單和精選懶人包

身體的媚術：中國歷史上的身體政治學

為了解決汨羅江屈原的問題，作者許暉 這樣論述：

«訓詁考據 × 歷史人物 × 小說手法：史料之拓展和解讀之深入。   作者博學多才，為文恣意，融正史、野史（如《穆天子傳》《竹書紀年》）以至虛構的文學作品（如《西廂》）於一體，讓人讀來酣暢淋漓。上編側重後宮政治與身體媚術，從身體出發，蕩舟逍遙於歷史的五湖煙波浩渺深處；下編鉤沉敘寫，從嫦娥、娥皇女英到李清照的二十二對男男女女的愛恨情愁，從傳說到歷史，再到文學，是為愛情考古。而從身體與權力，到知識考古學，正是福柯的拿手好戲。 «選取耳熟能詳的歷史故事，講述權力與身體的博奕和鬥爭。   捕捉中國歷史的細節，還原其原本的面目，賦予其靈魂和生命。從蛛絲馬跡裡求證、釋疑，從正史、野史和神話傳說裡正本清源

。面對強權，人從利用自己的身體，到剝奪身體的權利和尊嚴，後回歸自己的身體,是對深刻的中西哲學思想的通俗演義，展現身體與社會、自身與身外的複雜關係。   «350多處引經據典，後附白話文解釋和作者視角獨特的解讀。   作者旁徵博引，350多處引文皆出自《史記》《左傳》《漢書》《國語》《古史考》等史學著作，《周禮》《漢官儀》《禮記》《大戴禮》《夏小正》等建制典籍，《九章》《西京雜記》《南村輟耕錄》《風俗通義》《述異記》等文學名篇，《默記》《萬曆野獲編》《茶香室續鈔》《容齋三筆》《太平御覽》等朝野遺聞，並附有白話文解釋和視角獨特的解讀。   «首次整理刊印（南宋至明）古籍中所繪美人圖40余張，其中2

0余張難得一見。   如唐伯虎筆下的嫦娥像，出自《新刊古列女傳》的妲己像，漢畫像石中的西王母像，出自《明刻歷代百美圖》的褒姒像、息媯像、夏姬像、西施像、王昭君像、趙飛燕像、趙合德像、楊貴妃像和花蕊夫人像，改琦所作的的魚玄機像，娥皇和女英像，李清照像等。 許暉 1969年出生，自由作家。主編：《“六十年代”氣質》《中國歷史的後門》。主要著作：《亂世的標本：中國歷史上的亂世人格症》《這個詞，原來是這個意思》《這個字，原來是這個意思》《古人原來是這樣說話的》《植物在絲綢的路上穿行》《香料在絲綢的路上浮香》《古人原來是這樣吃飯的》《100個漢語詞彙中的古代風俗史》《100個成語中

的古代生活史》。 上編 身體的媚術 異象 聖誕 自宮 自我閹割的第一刀 潔行 采薇的怨歌 放逐 兩個人的端午 殘身 四刺客：身體媚術的邏輯退卻 後宮 身體美學的第一次淪亡 生降 丈夫不能再辱 金蓮 遠觀與褻玩的精神分析 逼良 林沖夜奔 刺青 國家主義的刺青 苦節 海瑞道窮 下編 愛情考古 奪婚 羿和嫦娥 契約 牽牛和織女 陰謀 舜和娥皇、女英 入贅 禹和塗山氏女嬌 怨婦 履癸（夏桀）和末喜 離間 帝辛（殷紂王）和妲己 信使 周穆王和西王母 復仇 周幽王和褒姒 龜息 息侯和息媯 巫愛 巫臣和夏姬 沉江 範蠡和西施 詛咒 萬喜良和孟薑女 疑情 項羽和虞姬 意淫 呼韓邪單于和王

昭君 誣陷 漢成帝和趙飛燕、趙合德 隱喻 呂布和貂蟬 殉情 喬知之和窈娘 兵變 唐玄宗和楊貴妃 亂棄 元稹和崔鶯鶯 妒忌 李億和魚玄機 流年 孟昶和花蕊夫人 怨恨 趙明誠和李清照   身體之軟與國家之硬 ——許暉的《身體的媚術》 《身體的媚術》有一個副標題：中國歷史上的身體政治學。許暉在封底的文字中如此解釋：“中國歷史上的身體政治學，表現為‘沒有自己的身體’，即身體不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呼吸和悲喜的‘肉體’，而是被附加了人身依附、政治權謀和哲學理念的社會化了的身體。簡單來說，身體不是屬己的，而是屬他的。”這裡的“他”指向權力，或曰掌握權力的國家。許暉書中寫到的所有“

身體事件”，都表現出身體與國家之間的糾纏錯結。 顯然，在這場 “軟”與“硬”的歷史悠久的對話中，身體永遠處於下風，而國家始終高高在上，面目威嚴。 御用文人與聖誕異象 關於國家的威嚴與強硬，《詩經·小雅·北山》中有句名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我們應該注意到，這句話並非出自帝王之口，它是第三人稱。如果是第一人稱，就意味著自上而下的要求和宣諭，比如法王路易十四所說的“朕即國家”。第三人稱與之相反，它表達著自下而上的認同與維護。於是，透過《北山》這兩句詩，我們看到了御用文人的身影。 在《身體的媚術》中，許暉考證了御用文人的源頭——王的禦者。禦者白天為王前驅，晚上還要在馬

圈裡刷馬，“伴隨著馬的擾動，禦者不免哀歎自己的身世……禦者在馬圈裡哀鳴的時間久了，言為心聲，歌以詠志，遂誕生了‘馬圈文學’，純粹幹體力活兒的禦者慢慢就轉變成了專事歌詠的‘御用文人’。” 許暉以辛辣的筆觸，將御用文人與自宮者等同而視。自宮者揮刀切去了男根，御用文人閹割掉了自己的精神，身體動作雖然不同，本質卻如一：他們都是“自願的取媚者”。取媚者付出高昂代價，收穫了豐盛的回報。自宮者進入幽深後宮，為帝王管理他的三千佳麗；御用文人走上前臺，為帝王高唱讚歌。 漢儒無疑是御用文人的模範。在漢武帝劉徹的全力支持下，漢儒發起大規模的文本闡釋運動，為先秦殘留文本注入嶄新的內容。在朱大可看來，這種文本闡釋運

動“是一種更機智的湮滅和焚燒”，比秦始皇的“焚書”厲害得多，它“用君王的歷史法則的陰險火焰，去塗抹（修改、編撰和取消）歷史本文中的事實與真理……闡釋大師們秉命而生，說出上古世界的秘密消息。而他們的姿態、聲音和語句，成為他們之後兩千年中所有臨摹者的範本。”（朱大可《中國神話的識讀革命》） 許暉的敘述，首先指向那一系列範本和摹本的開端。在歷代官修史書的堂皇話語中，帝王、聖賢的誕生神話突兀現身，以《本紀》《世家》《載記》之名，放射著令人迷惑的巨大輝光。許暉把它們摘出來，放在了《身體的媚術》一書的開篇，名為《異象：聖誕》。這種安排本身，就是對範本的戲仿，而許暉不加一句評論，僅僅將它們羅列並嚴格對譯成

現代語言的刻意的莊重，使《異象：聖誕》成為一個喬裝打扮的反面的摹本，為整本書奠定了批判和嘲諷的基調。 官修史書熱衷聖誕神話，目的無非是通過增加帝王的魅力，確認帝王的權威，強調帝王統治的合法性。在帝王遼闊的國土上，無數身體俯首稱臣，跪伏於最前排的，就是這些口吐蓮花、筆走龍蛇的知識份子們。他們通過捏造聖誕神話，將帝王塑造成為道德完美、權力無邊的救世主，以此領受帝王的恩賜。而在通向國都的大道上，更多祈求進入國家心臟的身體蜂擁而至。這些已經或者即將被國家徵用的身體，從此淪為權力的工具和媒介。 透過充斥國家歷史的聖誕異象，我們看到了御用文人柔若無骨的身姿，聽到了他們謹慎悅耳的聲音，讀到了他們閃爍其詞

的錦繡文章。他們，有些是自願的，有些是不自願的。自願者“身國合一”，內心充滿歡樂，不自願者將精神從肉體中分裂出來，面帶微笑，內心痛苦。但是，不管自願還是不自願，當他們投身於歌頌國家的唱詩班，誰都難逃“身體媚術”的指責。 “媚”與“臣” 所謂“媚術”，當即獻媚逢迎之術，或與中國古代的房*術絲縷相關。左民安先生解釋，在甲骨文中，“媚”是一個跪著的女人，頭部用一隻大眼睛表示，眼睛上部是兩彎長眉，表示好看。“媚”字的本義是“美好”，由此引申出“喜歡”與“討好”兩層意思。 後宮是身體媚術的起源之地，彙聚了天下女人之美，衣香鬢影，蕩心娛目。然而，作為身體美學的淵藪，後宮同時也是一座小型的戰場。許暉說

：“後宮的鐵律是爭寵、妒忌和因此導致的壽夭。”在《後宮：身體美學的第一次淪亡》和《金蓮：遠觀和褻玩的精神分析》兩篇，許暉極為詳細地描寫了後宮的帝王爭奪戰，以及由此導致的經久不息的身體改造運動。“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和起源于後宮的“三寸金蓮”，堪稱後宮身體媚術之極，而劉邦寵姬戚夫人慘絕人寰的遭際則成為後宮之戰最血腥的場面——它用身體醜學取代了身體美學。“自此之後，在後宮的範疇之內，為了鍛造對天下一人的媚術，對身體美學的戕害，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後宮，徹底完成了它的語義轉換。” 起源于後宮的身體媚術，在帝王的朝堂上被發揚光大。司馬遷在《史記·佞幸列傳》中說：“非獨女以色媚，士宦亦有之。”士宦者

，做官之人，帝王之臣，而“臣”字的本義乃是“奴隸”，在甲骨文中，也是用一隻大眼睛來表示，只不過這只眼睛是豎著的，表示它在俯首。包括御用文人在內的群臣跪伏於地，山呼萬歲，與後宮群芳美目流波爭相獻媚的場景遙相呼應，在“天下一人”的帝王看來，本質上並無區別。 “媚”與“臣”，在它們誕生之初，即呈現出驚人的相似性，這使它們擁有了彼此隱喻、替代的廣闊空間。翻閱史書，我們會發現，無論帝王還是他的臣子，都已習慣自如地運用這種隱喻。虞翻被孫權放逐到交州，喟然而歎：“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三國志》裴松之注引《虞翻別傳》）唐太宗李世民喜愛魏征，放聲大笑：“人言征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新唐

書·魏征傳》） 帝王樂見臣子“嫵媚”，因此高明的帝王力圖掌握一種支配人體的高超技術，以“使人體在變得更有用時也變得更順從，或者因更順從而變得更有用”。（福柯《規訓與懲罰》）這種統治技術與“三寸金蓮”上的裹腳布有著相似的功效。在《金蓮：遠觀和褻玩的精神分析》一篇，許暉寫道：“金蓮僅僅是一雙腳，層層纏裹的結果，女人非但不能淫奔，甚至連走路的功能都弱了，纏得比三寸還要小的女人，甚至走動都要人抱著才行。”喪失行走功能的三寸金蓮，在滿足男性的性期待方面，實際上變得更“有用”，就像“舉動疏慢”的魏征，使李世民擁有了善於納諫的美名因而更加具有帝王魅力一樣有用。 無疑，魏征是幸運者，所謂“喜逢知己之主，竭

盡股肱之力”，已是專制統治下最理想的畫面。只是如此“明主賢臣”的時代，在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大多數時候，如魏征這般不順主上之意、冒險進言者，下場都極慘，比如許暉寫到的伍子胥（被賜死）、屈原（被流放）、司馬遷（遭宮刑）……許暉懷著敬意“撫哭”這些國家的“流亡者”“叛徒”，以及為對抗強權而殘身、犧牲的先秦刺客，使之與蟻群般的取媚者劃清了界限。 一組對照 許暉重點關注的身體事件大略可以分為三類：放逐、殘損、消亡。顯而易見，這三類身體共用一個賓語，即身體，而主語都有兩個：國家和身體的所有者。以國家為主語的身體事件是相對容易評判的，其內涵清晰明瞭：國家對這些身體不滿意，因此施以“規訓與懲罰”。當主語

為身體自身時，身體事件的內涵便具有了多重性。 西元前99年秋天，漢將李陵在前有敵兵、後無援手的極端危險情況下，內心百感交集：當生死關頭國家棄臣于不顧時，臣該如何抉擇？是力戰而死，還是生降匈奴？李陵選擇了後者——這是一種嚴厲的自我放逐，李陵不出意料背上了叛臣的駡名。許暉寫下《生降：丈夫不能再辱》一文，以近40頁的篇幅，細考李陵事件的前因後果，為李陵辯護。此文是全書的華彩樂章，大開大合，痛徹肺腑，但儘管如此，許暉仍然將敘述儘量限定于追索歷史的真實面目，從現實人生的角度，剖析李陵驚心動魄的心路歷程。 作為一個參照，許暉寫到了與李陵有過交集的蘇武。蘇武是一個堅如磐石的愛國者，他被匈奴流放於遙遠寒冷

的北海牧羊，身體遭受極大的痛苦，但始終不改對漢朝的忠貞。那麼，當蘇武與李陵在匈奴的土地上相對而視之時，兩人各自心緒如何？對身負勸降使命的李陵而言，與蘇武的相遇，無異於重溫當日抉擇之苦痛。雖然面對李陵的勸降，蘇武未加一句詈詞，但李陵終究無法避開自我的道德詰問。多年之後，面對漢廷的召喚，李陵拒絕回去，他的回答被許暉用作了此文的標題：“丈夫不能再辱。”這意味著，他認同了李陵抉擇：儘管痛苦縈懷，身負駡名，但人必須捍衛自己的尊嚴。 許暉說：“在背叛和守節的兩極，李陵和蘇武的形象對峙著，又互為補充，形成了中國史上兩種最為極端的人格症。況味難辨——只有這四個字才能形容盡兩人故事和兩種人格症中的複雜意味。”

張承志在評價李陵事件時說：“當他無家可歸，朝廷執行不義的時候，叛變也許是悲壯的正道。”（張承志《杭蓋懷李陵》）雖然國家不義，叛變卻只能“也許”是正道，而且悲壯。 李陵事件的言說困境，蘊含著一種深刻的無奈。 相比之下，嶽飛的遭遇更像一則寓言。嶽飛背上有一枚刺青，“盡忠報國”。《孝經》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孝經》還說：“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將不孝列為大亂的根源之一。因此，當岳母把“盡忠報國”四字刺刻于嶽飛背上時，已然違背了儒家的孝道，成為岳飛悲劇人生的鋪墊和隱喻。在《刺青：國家主義的刺青》一篇，許暉說：“這枚令國家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歡呼雀躍的刺青，從

此就沉甸甸地壓在嶽飛的背上，在每一處歷史的拐角，痛徹肺腑地提示著他的使命。” 嶽飛的使命就是他的宿命——“報國”必須“盡忠”，而“盡忠”的極致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許暉寫道：“永遠、永恆、永不退色、萬世不易是國家主義烏托邦的終極理想，它渴望把這枚刺青刺進每一個臣民的背上和心中。”通過岳母的行為，我們看到國家完成了這一壯舉，而嶽飛此後的政治生涯，正如他不惜毀傷身體一樣，成為“不斷越界的人生”。當他的越界行為終於超出帝王忍耐的限度時，他被國家徹底放棄。 岳飛面對一日接連而至的十二道金牌時，他的遭遇實際上與面臨著兩難抉擇的李陵有著某種深刻的相似性。李陵要回去，嶽飛要出去，從現實與公理的

角度看，他們都是對的，但國家都予以拒絕。嶽飛能否不顧一切，揮師北上？不能，否則他就是國家的叛徒，像李陵一樣。嶽飛背上的四個大字，成了他一生的夢魘，把他牢牢圈在國家嚴厲目光的審視之下，最終把他推上了國家的祭壇。 苟活于“胡地玄冰”之中的李陵縱然痛苦、寂寞，終究做了一次身體的主人，而身披刺青“慷慨赴死”的嶽飛，不過是國家祭壇上眾多祭品中最顯眼的一道。 兩種改寫 身體事件的複雜之處，不僅在於事件本身，還在於傳播這些事件的角度和策略。伯夷、叔齊的故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伯夷、叔齊兩兄弟是古代隱士的代表，司馬遷將其高置於《史記》七十列傳之首。在他們之後，更多層出不窮的隱士被歷史記載下來——因隱而顯

，道出了隱的秘密。假的隱士，我們可以拎出一大堆，比如高臥東山時刻準備複出的名士謝安，住在終南山裡翹首北望長安的盧藏用。伯夷、叔齊的隱，是“無道則隱”的真隱，他們以周朝不仁不孝得天下為恥，義不食周粟，采薇為食，最後餓死。 在《潔行：采薇的怨歌》一篇，許暉提出，伯夷、叔齊並非死於無食，而是死於不食，不食的原因是“他們的道德優越感出現了巨大的裂隙”——“野有婦人”指責他們說，你們不吃周粟，吃薇菜，可是薇菜不也姓周麼？ 但是這個婦人的出現是可疑的，無論《史記·伯夷列傳》還是《莊子·讓王》，都沒有提到她，她的身影似乎最早出現在劉向的《列士傳》中，而劉向是西漢著名的儒學家，生活在司馬遷之後。我推測，這

位發出嚴厲指控的婦人，很可能是漢人添加的。漢人之所以這麼做，正如張承志在《滿山周粟》中所說：“不食周粟的典故，潔則潔矣，卻使聰明的中國人對它感到顧忌。因為它和中國人的歷史，有那麼一股子彆扭。”周革殷命，從此開闢正統的譜系，而伯夷、叔齊竟以之為不義，漢儒如何能接受？ 這個半途出現的婦人身後，依稀閃過御用文人的嫵媚面容和國家嚴峻的目光。她的尖銳指控，類同于國家的道德脅迫，讓兩位不合作者變成了被嘲諷的物件。因此，與其說伯夷、叔齊陷入了道德困境，還不如說他們陷入了儒家的改寫和闡釋。 屈原遭遇的是另一種改寫。 被昏昧國家放逐的屈原，懷抱“甯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

的高潔之心，懷石自投汨羅，以決絕的一躍，完成了對國家的無情嘲諷。在《放逐：兩個人的端午》中，許暉說：“和專制國家的意識形態相左，這兩個國家的敵人（只屈原和伍子胥，許暉考證，端午節起源于紀念伍子胥）卻得到了民間的一致懷念，以至於兩千多年來端午的傳統從未中絕。這是一個深刻的提示：端午從來是民間的節日，只要專制尚未*除，它就永遠不可能被官方意識形態所稱許，更不會進入官方節日的譜系。” 但是，端午節終究還是進入了官方節日的譜系，因為國家意識形態改寫了端午節的內涵，“端午節在今天蛻變成了單純的粽子節和龍舟節，核心價值消散了，形式取代了內容。人們在吃粽子的時候，僅僅想起了一個圖騰化的會寫詩的騷客，同時還

在擔心自己吃到的是不是假冒偽劣的黑粽子。” 事實上，國家意識形態改寫的不只是端午節的內涵。在一年一度的浩大紀念活動中，叛國者（伍子胥）和流亡者（屈原）被推入幽暗的角落，一枚枚隱約的刺青在五月五日的人群中露出燦爛的笑容。 結語 《身體的媚術》是一本令人沉痛的書，閱讀的過程，如同在觀賞一部身體戕害大全，場面絢麗、荒誕而殘暴。即便本書的後半部命名為《愛情考古》，寫盡歷史上的妖嬈女子，卻依然充斥著陰謀、仇恨和死亡，仿佛是為前半部《身體的媚術》填漏補缺。我們如同進入了一個國家主義的“無物之陣”，幽閉黑暗，戕害無處不在，令人絕望。 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身體媚術的歷史，就是我們今天面對

的現實，你可以在各種場合發現它的身影：官場、職場、風月場……一個新舊雜陳的“無物之陣”。 有學者認為，魯迅最終找到了反抗“無物之陣”的三種策略：用“真的聲音”彌合語言與真實的裂縫；用看對付被看；用權力對抗權力。作家的權力就是寫作，許暉的策略就是這本《身體的媚術》。  

汨羅江屈原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理性與感性的共鳴──《楚辭‧九章》研究

為了解決汨羅江屈原的問題，作者蘇毓玲 這樣論述：

　　屈原以一獨立作家的身分，在《詩經》寫實文學之後自鑄偉辭，另闢中國浪漫文學的藝術道路。一方面固然肇基於其本身優越的創作天才，二方面也與其生活的時代背景及本身的思想意識相關。〈九章〉誠然不若〈離騷〉般想像宏肆，也不似〈天問〉般氣鑠古今，但作為一組融強烈政治性與濃郁抒情性於一爐的生命組詩，它不僅揭示了屈原生命各個歷程的現實遭際、心靈困頓，也彰顯了屈原可與日月爭光的精神人格。　　本論文將〈九章〉研究分為「創作背景」、「內容探討」、「形式析探」及「文學價值」四大面向，試圖透過屈原其人與屈原其文的綜合性理解，更深入地體察〈九章〉文字中耐人尋味之處，一窺屈原深層的內心世界。　　首先，對於〈九章〉創作背

景的認識乃分從「時代氛圍與思潮」、「楚民族精神特質」以及「屈原思想意識之基點」三面向切入。從戰國時代弱肉強食、競進爭強的國家意識出發，衍生出各家思想流派針對現實環境的各自對應之方，配合文本的舉證歸結出屈原思想是儒家、墨家、道家、稷下學派的有機結合，而他「入則與王圖議國事」、「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的政治角色亦表現出縱橫家的特質。再從屈原生長的楚地特有文化質素來看，「辟在荊山、蓽路藍縷」的先祖基業讓楚人以「輔有蠻夷、以屬諸夏」為自我民族定位；而長時間與南蠻文化的交流，使楚人仍保有豐盈的神話思維與宗教信仰，形成政治理性與浪漫個性兼融的民族特質。而屈原思想意識之基點，一方面以其感性思維對民族血緣展

現絕對的認同；另一方面又以其理性意識對個體人格與國家命運表現全然的關注，集「滾熱的感情」與「冰冷的頭腦」於一身。　　其次，在解讀〈九章〉內容方面，本論文既非以通盤角度分析其思想意識，也非將九篇文章各自獨立解析，而是結合屈原的生命歷程，歸結出「以道自任之理想」、「罹讒見疏之怨憤」、「國身一體之悲慨」、「自沉汨羅之抉擇」四個子題。屈原之「道」，一言以蔽之即是對「美」的堅持；分而言之即是落實「美德」與「美政」的人生理想。〈橘頌〉是青年屈原透過對橘的歌頌，表達他不隨波逐流的獨立人格，是對美德的宣誓與執著。而透過〈惜誦〉的自我表白，〈抽思〉與〈思美人〉的怨慕情懷，屈原儘管遭受仕途上的挫折，仍鍥而不捨地重

申好美脩能的自我堅持，這是他對理想中美政的企慕與努力。及至〈哀郢〉、〈涉江〉二篇，對國君已再無眷顧期盼之意，取而代之的是對君王蒙昧愚行的揭露與對國族的眷戀之情。這是屈原將原本投注於君王身上的理想返歸己身，且將宗族情懷更集中關注於楚民族命運的思想轉捩點。最後，向來被視為屈子臨絕之音的〈惜往日〉、〈悲回風〉、〈懷沙〉三篇，一方面表現了屈原對「知」與「時」的焦慮；二方面揭露了或「遊」或「羈」的掙扎，終歸於以「向死之姿」──自沉汨羅作結。它揭示了屈原至死不屈的鬥爭精神，更成就了屈原人格價值的尊嚴。　　第三，在解析〈九章〉形式部分，分從「謀篇佈局」、「意象營造」、「遣詞造句」三方面著手。「謀篇佈局」一節

將九篇文章分為三組，分別是「出入時空的紀行式結構」──〈哀郢〉、〈涉江〉、〈懷沙〉；「直賦其事的抒懷式結構」──〈惜誦〉、〈惜往日〉、〈抽思〉、〈思美人〉；「感物生情的比興式結構」──〈橘頌〉、〈悲回風〉。「意象營造」一節則透過動植物意象、人物意象、神話意象以及遊觀意象的分析，建構屈騷藝術的主觀情意與美學之極則。「遣詞造句」一節雖看似枯燥單調，實則楚語楚聲的援引讓屈騷除了文字畫面之外，又多了聲情之美，也強化了屈騷鮮明的地域特色。上承《詩經》四言體式並加以擴充延展的長言句式，配合「兮」字的靈活運用、雙聲疊韻詞與連綿詞的大量出現，在在添深了纏綿悽愴的情意，是詩情與聲情的完美結合。　　最後，〈九章〉

由於其植基於現實卻又抒之以怨情的特殊創作背景，在文學上自有其不可抹滅的價值。從藝術表現來看，它輔助了屈騷美學系統的建立，奠定面向現實憂患的創作意識、質文相生的思想內涵以及虛實相生的表現手法；從作家風格來看，它展示了同為血肉之軀的屈原，在坎坷的政治生涯中由困頓掙扎以至超越得永生的歷程，為後世樹立了堪為楷模的人格範型；從文學發展來看，它更開啟了諸多創作的題材，不管是香草美人的意象典型，或是登臨望歸的行動模式，甚至是對自然萬物的體察與關注，這些種子在〈九章〉中萌芽，而在悠遠的文學道路上各擅勝場，綻放無限風華。

衣冠南渡──溫任平詩集

為了解決汨羅江屈原的問題，作者溫任平 這樣論述：

　　《衣冠南渡》是漢語文壇出現的第一部「魔幻寫實」詩。當眾人認為，只有哥倫比亞馬奎斯的《百年孤寂》是魔幻寫實小說之際，身處南洋的詩人溫任平寫出了他的魔幻寫實詩。 　　溫氏對時間與空間感應敏鋭，作品以時間為經，空間為緯，既立體而又多元。他把不同時空的人物情節並置，穿插更迭在當代或古代的情境，實中有虛，虛中有實，疑幻似真。陸之駿讀溫氏過去兩年的詩，仿似每天讀一則濃縮的社論，溫任平的詩與時事，緊密掛勾，竟至於斯。 　　《衣冠南渡》是一部變體的政治詩集，它對本土政治，兩岸三地——尤其是香港——著力沉重。溫任平自我調侃與調侃別人，使真相暴露。詩人溫任平的人文關懷，在北進與南返的二

律背反狹縫中，絕少抗議，因為無效，從不吶喊，那是瘋狂。他自喻為戲子，裝傻扮懵，後現代式的顧左右而言他，戲劇性變化很大。溫任平的逆筆曲喻，反而讓真相現形。詩人方昂的評語是：「稀有的幽默」、「現在我相信你是個會開玩笑的人了」，結論是「詩畢竟可以幽而默之」。 　　由於溫氏的大量使用從秦漢以降的歷史人物與軼事，谷歌對溫任平的定義是「溫氏出入中國古典，因此論者多以為他是中國古典主義，亦有認為他是現代主義。」谷歌的判斷沒有權威性，但有普及性。古事新詠，古為今用，屬於什麼主義，反而不那麼重要。 　　詩人坦承他對生命中一瞬即逝的現象：錯身而過、刹那回眸、似曾相識、猝不及防、恍惚失神，特別敏感，《衣冠南渡》

在這些方面頗多抒寫，奇趣橫生。 本書特色 　　★ 馬華文學重量級詩人、天狼星詩社社長溫任平的最新詩作 　　★ 面對新世紀的疫情，詩人溫任平寫下世界面臨「再現代化」的魔幻寓言 各界推薦人 　　｜專文推薦｜ 　　☆上饒師範學院副教授／劉正偉 　　☆詩人、評論家／高塔 Hytower 　　☆專欄作家、詩人／陸之駿  

江文也的屈原作品研究

為了解決汨羅江屈原的問題，作者林信宇 這樣論述：

江文也（Bunya Koh, 1910-1978），為1930年代臺灣籍作曲家，出生於臺灣，少年時期前往日本學習聲樂，並且與日本著名音樂家山田耕作（Kosaku Yamada, 1886-1965）學習作曲，1938年舉家遷移定居中國大陸；但卻也因為當時動盪的政局、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牽連，以致晚年生活困苦、積勞成疾，作品數量銳減，甚至在樂壇銷聲匿跡。近年來，臺灣、日本、中國陸續興起對江文也演奏、文字與音樂創作的研究、保存，使得江文也的音樂得以延續至今。在江文也的眾多作品中，有三部作品與屈原有關，分別是：聲樂曲《禮魂》、鋼琴作品＜端午賽龍悼屈原＞以及交響詩《汨羅沉流》。本文將以這三部作品為研究對

象，試圖透過音樂特色、音樂符號的分析歸納江文也屈原作品的特色與其自身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