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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宗曉《法華經顯應錄》研究

為了解決2023燈會主燈的問題，作者龔昭瑋 這樣論述：

就筆者耳目所及，目前《妙法蓮華經》靈驗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於唐代慧詳《弘贊法華傳》與僧詳《法華傳記》，宋代以下尚仍付之闕如，顯然大有拓展的空間。《法華經顯應錄》二卷，成書於宋‧寧宗慶元四年（公元1198年），其目的為了修正宋代所流傳的《法華經》靈驗記：佚名《靈瑞集》，其在體例、內容上的缺失，並彌補天臺元穎《續靈瑞集》亡佚已久的遺憾。宗曉廣泛蒐集、考覈碑傳塔銘、史書傳記、經論注疏、詩文筆記與採訪見聞中，南北朝到宋代的出家僧尼與在家信眾，共計239人。本論文聚焦於宋代宗曉《法華經顯應錄》的敘事策略、特色，與其所反映的修行方式、感應類型與宗教社會。可以分為三大方面：其一，《法華經顯應錄》與前行文

本的敘事策略不同，因此，僧俗形象塑造的差異甚大；其二，《法華經顯應錄》既為史料，必然能夠反映宋代修持《法華經》的一個側面；其三，《法華經顯應錄》既為天臺宗傳記，其所形塑的高僧形象必然與傳統僧傳的《宋高僧傳》、禪宗僧傳的《景德傳燈錄》、《禪林僧寶傳》，迥然有別，足見其研究價值。

禪運與世緣：唐宋世變下的禪宗及其開展（740-1100）

為了解決2023燈會主燈的問題，作者黃庭碩 這樣論述：

本論文的探討主題，是崛起於唐代的禪宗，究竟如何在由唐入宋的歷史進程裡，一步步地拓展其勢力與影響力，最終成為近世中國、甚至是東亞佛教界及思想文化界的領軍力量？這個問題源自筆者對於既有唐宋佛教史研究中的一個困惑。儘管有許多二手研究告訴我們，禪宗本身就是最契合中國傳統文化菁英品味的佛教支系，是以自崛起後便迅速風靡知識界，加上其「不立文字」的教義特色，使之在面臨晚唐法難及五代動盪的衝擊時，不像其他義學型宗派那樣由於經典的散亡而大受損傷，遂得以挺立諸宗，在入宋以降繼續保有活力。然與此同時，筆者也發現有少數學者主張，禪宗在北宋前半基本僅行於南方，不大為以汴京為首的北地所知，要至宋仁宗於1050 年將禪宗

僧人大覺懷璉（1010-1090）詔入京城後方改觀。此二說之落差，引發了筆者重探此問題的興趣與動力。本論文將焦點擺在壟斷了近世禪宗傳承的南嶽與青原二系──筆者沿用部分學者稱法名之為「新南宗」──並以此二系最重要的奠基者馬祖道一（709-788）及石頭希遷（701-791）出世稍前的740 年作為考察起點，依循時序考察兩人法裔在中晚唐、唐末五代，及入宋以後的空間分布與置身環境變化，進而發現，儘管新南宗確如部分學者所言，在八、九世紀之交成功地打進京城知識圈，成為盛極一時的禪系，但其熱度似在憲宗過世後稍減，而未就此確立禪門正統地位；要至會昌難後，新南宗才因為受傷最微而挺立諸系，進而壟斷禪林，惟它自身

也大舉淡出以兩京為核心的北地，轉而固守發跡的大南方區；上述發展，在唐末五代大亂期間進一步強化，特別是如王閩、南唐、吳越、南漢等南方政權，皆對禪宗教團護持有加，從而深化了禪宗的「南重北輕」格局。在趙宋政權於 970 年代陸續攻滅分立諸國後，禪宗教團又再次被納入一統帝國架構。儘管立基於北地的新政府並沒有對大盛南方的禪宗給予太多干預，但也未展露出太高興趣，使得禪宗在入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只能沿守著其五代版圖。一直要到十一世紀前半，才靠著漸掌握到與新時代文化精英──即取代中古士族的新興士人群體──相處訣竅的雲門、臨濟兩系，在全國知識圈中打開知名度，進而引起仁宗皇帝興趣，遂有1050 年的詔入懷璉之舉。入

京的懷璉也成功在皇城掀起禪悅旋風，以此為起點，禪宗開始迅速風靡、滲透十一世紀後半的北宋知識文化界，終在十一、十二世紀之交成為近世中國的佛教暨文化主導力量。相較過往常見的內在理路解釋，本文勾勒的唐宋禪宗發展要更容易被非預期的外緣因素影響，因而呈現出遠為迴還曲折的發展圖景，這也使得禪宗之得勢，不再若過去設想得那般勢所必然，反充斥著因緣合和的偶然色彩。